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以诗托讽”致祸,被贬黄州,此即乌台诗案。苏轼之所以“以诗托讽”,原因有三：一是对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苏轼淑世思想的体现,三是对恶劣言论环境的挑战。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转向“和陶”。     

乌台

在古代,人们习惯称国家监察机关御史台为乌台。典出《汉书·朱博传》“:是时御史府吏舍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千棲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由此人们就称御史台为乌府或乌署,亦称乌台或柏台。可是,李国文先生在介绍苏轼遭遇“乌台诗案”之祸时,却与众不同地把乌台解释为北宋首都开封的一个固有地名。他先在《中国文人的活法“·城东不斗少年鸡”》一文中说“:乌台是都城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接着又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王安石之死》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由于那里有几棵大树,乌鸦营…     

苏轼和佛教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于公元1037年(宋仁宗景祐四年),卒于公元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眉州眉山人,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其散文和诗词艺术成就很高,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轼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举进士。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出任杭州通判,后转知密州、徐州、湖州。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后,苏轼一度在朝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出知杭州、颍州和定州。晚年又被贬官到南方的惠州和儋州。在北返途中,于1101年病死在常州,终年66岁。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曾饱经忧患,     

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

宋人对苏轼的评价,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在苏轼入仕以前,得到的是众口一词的好评;在入仕以后,特别是在卷入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关争后,是毁誉相参,乌台诗案、贬官黄州、逮谪岭南时期以及在他死後的徽宗朝,可说毁大于誉,但即使政敌仍不得不称许其文才,其师友门生对他的评价更未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南宋前期,宋王朝鉴於北宋灭亡的教训,痛定思痛,     

苏轼与常州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文学史上名闻遐迩的杰出文学家苏轼在江苏常州与世长逝。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图一)嘉佑六年(1061年)中进士,神宗时苏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曾任礼部员外郎,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徐州、湖州(今浙江吴兴)。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哲宗时     

苏轼贬官后并不节俭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官至黄州,昔日正七品的“祠部员外郎”成了“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每月除了一点微薄的基本工资,其他工资福利基本停发了,每年只能领几瓶“官酒”加一些退瓶费。     

苏轼与经济危机

稍有一点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苏轼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是一位全才,诗文词赋无所不精,音乐书画无所不能。他的诗民间都有“韩潮苏海”的说法,意思是说：韩愈的诗如钱塘潮水,苏东坡的诗像大海一样宽广。他的文正如他自己所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挥洒自如,     

律动千年唐宋音——常州吟诵艺术现象及文化影响

<正>吟诵是以地域方言为主,介于唱和读之间的对汉语诗文有节奏、有声调的传统诵读方法,是旧学中普遍采用的读书方式。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吟”为吟咏,指有节奏有韵调地诵读诗文,或理解为声调抑扬地念。赵元任说,“吟就是叹诗叹文章,拉起嗓子来把字句都唱出来”。“诵”字在《周礼·春官宗伯下》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东汉郑玄注：“以声节之曰诵”;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将“诵”与“读”互训。由此“诵”可理解为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     

关于蓬莱阁珍藏的苏轼《海市诗》碑刻研究

蓬莱阁位于蓬莱北部丹崖山巅,自然风光秀丽,文化底蕴浓厚。阁内收藏历代碑刻一百三十余方,其中苏轼的《海市诗》诗文韵采飞扬,寓意深邃,为蓬莱阁上最久远的歌咏海市的七言古诗,蓬莱阁和蓬莱海市从而名闻天下,因此《海市诗》碑刻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几经沧桑、几度兴废,苏轼《海市诗》原碑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后来人们出于对苏轼诗文书法的喜爱和重视,先后三次对《海市诗》进行了镌刻。如今,三方古代碑刻静静地藏在蓬莱阁卧碑亭与苏公祠内,被人们所欣赏和传诵。     

苏轼乳母任采莲墓志铭所反映的历史变化

墓志铭的“笔法”和“内容”都可反映历史的变化。苏轼乳母任氏墓志铭的笔法,反映了宋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展——古文运动。它的内容,既反映了唐宋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转变——士人家族由封闭而开放,也反映了苏轼个人历史的一个转折——他经历乌台诗案这场文字冤狱后,人生观倾向释老。墓志即是一种文体(genre),学人应像研究唐诗宋词一样,先了解作者和他们的时代背景。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将陆续出版部分(书目)

(一)先秦——尚书(略去“选译”二字,下同)、山海经、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论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楚辞、礼记.(二)两汉——贾谊文、司马相如文、东方朔文、扬雄文、张衡文、说苑新序、越绝书、吴越春秋、淮南子、盐铁论、论衡.(三)魏晋南北朝——稽康诗文、陶渊明诗文、谢灵运谢跳诗、鲍照诗文、六朝骈文、六朝志怪小说、文心雕龙、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宋书、晋书、北史、南北朝乐府.     

般若中道智慧与苏轼的人格境界

中道思想是大乘佛教般若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以“缘起性空”为理论前提,以“无分别”为破除执的方法,以否定“边见”,“不落二边”为核心思想,是一种不执于矛盾任何一方,最终使人达到解脱的辩证思维方法和人生智慧。中道思想在苏轼诗中多有体现,对于苏轼儒、释、道三教圆融的人格建构具有重要的整合作用,并促成了苏轼超越有无之间、不即不离、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审美化境界。     

苏轼词学观的思考

通过对苏轼的词体观念的分析,指出苏轼的词学观是传统的,并没有有意识地革新词体,“以诗为词”不过是其创作实践对词坛造成的冲击,事实上,他的大多数词作仍然走的是传统路线。文章还指出苏轼轻视词体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意识上的雅俗观念。总之,苏轼在主观上并没有提出“以诗为词”的尊体思想。     

苏轼的“尚意”书法与《集归去来辞诗》刻石

本文围绕西安碑林藏苏轼《集归去来辞诗》刻石,对苏轼的“尚意”书法不践古人、追求个性自由的本质,及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略加述评。对该刻石所据之墨迹本的由来及刊刻者邓霖其人,对苏轼这件书法作品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略加考述。认为《集归去来辞诗》刻石之“六首本”和“十首本”各有出处,不能因为《苏轼诗集》收录10首,便轻易否定“六首本”。     

飞英塔——塔中之塔 湖州的佛道精神

宋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从徐州任上知湖州。此地民风纯朴、斗讼日稀,身为一地之父母官,无公务缠身之烦恼,却尽享流连山水水名胜之乐趣——五月端午、正值梅季,迎着霏霏细雨,游遍禅院,参悟禅意,登上佛塔,眼前豁然开朗、心境也蓦地明亮……这首《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正是太守闲适而惬意的心情写照,而诗中提到的“最高塔”,正是位于湖州北隅的飞英塔。     

《水经注》的歌谣谚语

<正> 《水经注》一书,除了它在地理、历史、考古、文献、目录、碑版、民俗、语言等方面的学术价值以外,由于它的文字生动,语言丰备,所以在文学上也有很高地位。唐朝诗人陆龟蒙诗:“《山经》《水疏》不离身。”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诗:“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谈。”陆龟蒙和苏轼对于郦注的爱     

苏轼与京东农民起义

苏轼与京东农民起义萧立岩苏轼（公元１０３６──１１０１年）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有革新见解的政治家。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他曾经提出：“厉法禁”、“决壅蔽”、“省费用”、“练军实”等革新倡议,认为“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     

谈谈陆词的“嫁接”艺术

陆游善作诗词,诗篇颇多,词虽然不是很多,具影响力的也只不过十多首,但无论是从创作理念上,还是风格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陆游深受苏轼写词的技法的影响,以诗“嫁接”于词作,将苏轼“以诗为词”的技法进一步发扬光大。     

苏轼《前赤壁赋》的美学意蕴解读

《前赤壁赋》写于"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文中的主客对话,实际上是苏轼内心的独白与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苏轼对生命的反省与超越。     

何绍基诗歌创作中呈现出的师承渊源

何绍基是晚清宋诗派中最有成就的诗论家和诗人,其诗歌创作中呈现出的师承渊源非常丰富。何绍基一生不论为人、治学还是写诗作文皆服膺苏轼,苏轼忠孝节义的道义心性,旷达乐观、洒落超迈的胸襟,格物致知的进取精神与谐趣睿智的人格魅力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何绍基的诗作中除了对苏轼诗句的借用、比喻手法的吸收以及大量次苏韵等表象外,还在谐趣、理趣、儒者伦理的追求等方面得苏诗之神韵。随着阅历的变化,何绍基寄韵白居易,创作了讽喻诗,语言平易流利,不避口语俗语。晚年的何绍基心境较为黯淡,师法对象再次发生转移,“自将诗心比郊岛”,企望“敲诗”“苦吟”而达到“人夸奇想自天来”,寒瘦之诗成又一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