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报告再解析——以美国馆藏史料为中心

1933—1945年,七三一部队秘密进行了大规模反人道、反文明、反伦理的人体实验。美国在二战之后记录和整理的日本生物战和医学实验数据资料中,涉及人体实验犯罪的史料主要有《费尔报告》《希尔报告》《A报告》和《G报告》。通过梳理、比对和分析上述史料,能够厘清人体实验相关报告的生成过程、主要内容、流转路径和内在关联,并在判断文本史证价值的基础上,补充和丰富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犯罪证据链条,揭示其战争犯罪和反人道犯罪的本质。现有文本亦有助于重新认识美国在二战之后调查七三一部队的动机和目的。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发掘的主要收获

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俗称"四方楼")是七三一部队旧址中最为核心的要害部门,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寻找出七三一部队直接的犯罪证据和毁灭犯罪事实的证据,同时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与施工工艺,为研究日伪时期建筑特点提供第一手资料。"四方楼"发掘,是首次按照考古工作规程对七三一旧址进行的科学揭露,揭开了七三一部队旧址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崭新的一页。在发掘中,对各种遗迹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字、绘图、测量、照相、录像记录,为今后室内资料整理、报告编写乃至研究、保护、复原、展示等,提供了详尽的科学依据。爆破穴点和焚烧灰坑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是不可多得的无可争辩的第一手例证。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关于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的若干问题

口述史料主要指经过口传或为后人记录成为史料的民间传说、社会歌谣、历史人物讲话、录音录像以及访问调查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被称作口述史学.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建立于20世纪30～40年代前后,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至今仍充其量只有一些口述史的实践,其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建议成立有关组织,召开研讨会,构建相关规范,制定相关规划,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史学.     

开展高校口述档案资源建设的有关问题与对策

当前,口述史研究备受学界关注,其成果亦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特征。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为档案馆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本文在梳理了档案界口述档案资源建设行动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所在高校的实际情况,确认了此项工作对改善高校档案馆藏结构、救助校史、发展校园文化、传承大学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就采集流程中观众关系处理及可能遇到的缺乏采集标准、经费、专业人才问题提出建立口述档案采集规范与管理标准、多渠道筹集专项资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对策。     

关于志书社会部类和社会篇编写若干问题的探讨

文章首先通过分析两位学者对社会和社会部类的理解,明确了志书中社会的记载对象,并对社会部类和社会篇的含义作了区分。接着通过对社会部类和社会篇的编写分别进行研究,指出社会部类与其他部类的不同之处,有关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整部志书中应做到不要缺项,在续志中应该专设社会篇/章,以此来记载非政府行为的社会事项,内容应该突出民众性。既要考虑篇目设置上的科学性,也要兼顾实际组织编写中的可操作性,有些内容可以在有关篇章和社会篇章中分开记载。文章建议在县级志书中专设社区篇/章,因为设社区篇是志书体现时代特点的要求,可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的运作情况,能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情况,也便于反映基层多元化的民政工作,而且可以将很多非政府行为的社会事项放入其中记载,同时可以使新农村建设的记载收放自如、生动具体。在编写组织形式上,文章认为可以突破"管什么写什么"的思路,采取课题承包、专家修志的形式来组织编写,改变"一揽子包干"的编写组织方式,进行分别写稿,统一组装。在资料收集方法的运用上,社会部类或社会篇的资料应更加重视以口述史的方式收集。     

关于在新编志书中增加口述史资料分量的探讨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在新编志书中增加口述史资料分量的问题：一是正确处理口述史资料与档案文献资料的关系,确定三点原则：1．记述同一类事件,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主,口述史资料为辅;2．运用口述史资料填补空白,弥补档案文献资料的缺位;3．口述史资料可以结合实物资料来记述历史。二是口述史资料在新编志书中的分量应根据内容需要确定。档案文献资料多的,口述史资料当“配角”;档案文献资料少的,口述史资料当“主角”。三是从三个方面甄别口述史资料的真实性：1．选择好事件中有代表性的亲历者和当事人进行口述;2．要与档案文献资料互相对照考证,两者在基本事实上不要互相矛盾;3．对口述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口述史资料,要多方考证,慎重使用。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是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文章主要就大陆抗战口述史的发展历程、抗战口述史研究与成果表现的新形式、抗战口述史研究的特点与价值、抗战口述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发展等问题作了总结和评述。     

从职能同一性的视角再论史志关系问题

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科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往史志关系研究的基本观点有四种流别:认为史志有别;认为史志无别;折中派观点;职能派观点。笔者提出应当从史志职能同一性的视角来看待史志关系,要突出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并结合中国史学史的传统进行阐释。     

对中国当代史定义、分期、主线问题的再思考

中国当代史的定义、分期和主线,是当代史学科建设中比较重要的三个问题,也是目前学界分歧较多的问题。在这几个问题上的反复思考,深入探讨,不断完善认识,对于构建当代史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代史从学科意义上说,完全是中国现代史,但不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完全不是中共党史。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史进行分期,只要是从历史本身的逻辑出发,各种意见都可以也应当平等讨论。但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当代史的特点,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角度划分历史时期较为妥当。对历史主线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从历史发展主体的基本动因这个意义上理解,贯穿当代史的主线至少应有三条,即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中国当代信访史基本问题探讨

当代信访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社会史和政治体制改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信访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总体而言,研究依然处于较低水平。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分歧也随之出现。由于在信访史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如信访史的基本概念至今尚不明确、信访史的历史分期亦存在分歧等,从而阻碍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近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材编写若干问题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体系和规模的。近30年来,国史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在将国史与党史进行科学区分方面,在全面、系统梳理和阐释国史的历史发展脉络、发展规律以及历史经验教训,从而树立国史的信史形象与影响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凸现了国史的学术风格和特色。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低水平重复、学术积累和学术规范重视不够、学科定位欠准确等。     

“她”字问题与“现代性”认知的再解释——答杨剑利博士

《现代性与"她"字的认同》一文,对《"她"字的文化史》一书内容和观点有所误解。该书并没有将"现代性"与"西方性"加以割裂,只是不予等同看待、视为一物;也并无强调中国传统"内在动力"的特别动机,只是意欲凸显近代国人在语言文化问题上的"主体性"。此书重在揭示"男女平等"观念与"她"字创生和认同之间的历史关系,并无全面评价近代中国男女平等观念的任务,它从"男女平等"思想内在矛盾的角度,对那种绝对平等观念的不足有所指陈,并不意味着就要否认其在近代中国的积极作用和客观历史地位;"现代性"问题异常复杂,该书调和新旧认知的努力有理论探索性,它将"她"字问题置于近代国人的"现代性诉求"与西方语言、汉语传统和现实社会文化运动的多方互动关系中去把握的研究实践,也绝非通常所谓的"目的论"所能拘囿。     

饶家驹与难民区相关问题再探讨

1937年底饶家驹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次年又在汉口建立了难民区,为战时难民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饶家驹与难民区:一是南市难民区的成立时机。由于饶家驹的努力,南市难民区建立的时间尽可能地提前了。二是南市难民区收容人数。南市难民区最多时收容难民20万以上,在其存在期间大约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三是饶家驹与汉口难民区。饶家驹经过多方奔走成功建立了汉口难民区,但由于日军的蓄意破坏,难民区无法发挥保护难民的作用。     

汉代戍边士卒衣装来源问题再探讨

汉代戍边士卒的表装来源主要由官府提供,数量视政府的经济状况而定。按冬、夏两次禀给。由于集兵方式、国家经济水平等多种原因,士卒也备有私衣。     

对馆藏资料地位问题的再探讨

<正>资料是档案的补充,从二者的概念来说,资料可以是社会实践的记载,也可以是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而档案则必须是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资料和档案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资料可以是第一手材料,也可以是第二、第三手材料,档案则必须是第一手材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再探讨

对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目前学术界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各有片面.本文首先界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美国整体世界战略、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由此,分析论述学术界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尤其是主流观点的片面之处,指出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这一政策实施的时间是1944年春至1946年3月.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安徽合肥包拯家族墓地位于江淮之间,为我们认识南北方交界地带宋代家族墓葬的丧葬文化提供生动实例。通过对包拯家族墓地发掘信息的归纳与整合,可以明确包拯原葬之地即位于此处,且家族墓地的选址与布局受风水堪舆思想、礼制观念及家庭状况等多种因素制约。墓地中规格较高无名墓的产生,应与其墓主人显赫的家世有关。墓地的使用上限可能较以往认识更为靠前,最先下葬者或为包拯长子包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