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论猛安谋克官制中的汉制影响

猛安谋克制度是金代女真族重要的政治、军事制度,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然而有关猛安谋克官制的研究尚欠薄弱,笔者认为汉制影响是研究猛安谋克官制发展、变化的一把钥匙。本文试图从猛安谋克如何纳入封建汉官体系与官员职掌,猛安谋克官员的任免、升迁情况,以及猛安谋克俸禄制的形成三方面,探讨猛安谋克官制中的汉制影响,以促进对女真族封建化中汉制与本族交融问题的研究。     

金代监察制度探析

本文从金朝官制的整体变化与女真封建君主集权确立的过程中探讨了金代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运作机制与民族特点。金代监察机构名称始见于太宗天会年间 ,但有名无实。实际产生于熙宗封建制度改革完成后的“天眷官制” ,初期形同虚设 ,海陵王加强君主集权 ,监察制度才真正发挥作用 ,章宗时最终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监察体系。加强君主专制 ,维护集权政治 ;整肃吏治 ,弹纠官邪 ;审决冤狱 ,平反昭雪是金代监察制度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作用。鲜明的种族统治色彩与“台谏合一”的特征 ,表现了少数民族王朝统治的特点和金代一省制度下监察机构的发展趋势     

金代吏员集团对经济的影响

金代吏员集团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本身应有的角色,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对金代经济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交钞的发行、流通、管理中,吏员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为维护金代经济活动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吏员缺乏稳固、丰厚的经济来源,其群体又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因此,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利用自身连接上下的优势谋取私利。     

金代金银牌制度的再考述

本文论述了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认为金代的金、银牌并非承接唐宋制度,而是辽、金等北方游牧民族王朝吸收中原文化的结果,即对中原符制的简化.     

一部求是求实的新作——读《金代政治制度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程妮娜教授《金代政治制度研究》一书,是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书15章25万字,从政治、军事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地考察和论述了有金一代官制及相关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整合进程,再现历史原貌。读完之后,既了解到金代官制及相关政治制度,也知道它的来源、运行和调整的进程,更通晓它的特点、利弊,以及历史作用和历史影响。     

试论金代科举制度

金代科举考试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而设置的,文武选皆备,各民族人才的选拔,对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从金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具体举措和收效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史料探讨,为金史研究增砖添瓦。     

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字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为金代新泰州,即辽代长春州.同时也印证了金朝时实行的"入粮鬻官"制官制.本文还分析了辽代长春州的建置背景及作用.     

金代解盐使司银铤浅析

本文中的两笏金代解盐银铤,均出土河南省西峡县。经考证,与陕西临潼出土的两笏金代“解盐使司”银铤,出自同一铸地,是金代盐商向解盐使司购买钞引的入纳银铤。它不仅记录了明确的铸造时间、地点和重量,而且对金朝的盐池管理机构、金银铺号、榷货盐司的官吏等方面的记载详尽,为研究金代的盐课税制、金银行会制度、客商制度、白银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流通中所设置的管理机构、流通方式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金代质子制度探析

金代质子制度早在建国之前就已出现;金建国后,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加强对各民族的控制和管辖,又大力推行了质子制度.有金一代,质子制度贯穿始终,成为金朝历史盛衰的见证.     

金代汉制封爵的爵称与爵序——《金史·百官志》“封爵”条的勘误与补遗

《金史·百官志》记载了金代汉制封爵的爵称与爵序,但其内容并不完整,亦有失准确。通过《金史》及碑刻资料对其进行补遗和勘误,得出有金一代汉制封爵有王,即以国号所封王爵,其内部又有两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三种类型,王爵之下有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侯、开国郡伯、开国县伯、开国郡子、开国县子、开国郡男、开国县男。虽然其中有的爵位名称并非与金代封爵制度相始终,但其体现了金代汉制封爵制度发展的历程,这对全面认识和把握金代汉制封爵体系的完整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金朝京府州县司制度述论

本文认为,金代五京制,是正隆之制。在天会末至天德初曾一度实行七京制。金代的府分为京府、次府与总管府、散府两个系列。金代的州分为节镇、防御、刺郡三级。州府均无郡额。金后期废除了州级军的建制。金代在全国实行支郡制,节度使"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表明金在路之下实行的是不完整的方镇体制。金朝后期,司县并提,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所辖应视为准县级政区。     

金代铜镜两个问题的探讨

<正>金代铜镜上的刻款和铸款为其独有特征之一。金代禁铜时间较长,期间统治者对禁铜、铸镜政策的变化以及铸镜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必然造成刻记和铸款之间时代性和阶段性的差异。金代自制纹饰镜集中体现了本朝铸镜工艺水平和民族时代风格,结合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以金代自制镜类型与纹饰发展演变的轨迹为主线,本文将金自制镜分为空白期、产生期、全盛期、衰败期四个发展阶段。一、金代铜镜刻记与铸款的时代性与阶段性     

浅议金代致仕官员重新被起用现象

有金一代,致仕官员复出任职现象较为普遍,其成为金代致仕制度的鲜明特色。女真统治者大量起用已致仕官员是金代社会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退而复用的参政者具有官品高、起用后职官品阶高、民族结构多元等特点。复出官员在其岗位上发挥着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其充分实现了人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清初部院司官体制考——兼谈作为过程的“清承明制”

清初部院内部结构经历了由正副理事官体制向司官制的过渡。关外时代的正副理事官体制以旗授官,而非以司分职,入关后一度与汉官系统的司官制并存,满官藉助品秩的优势实现对汉官的全面监临与掌控。顺治八年前后,清廷开始尝试理事官的分司,但各部落实的程度与范围均不尽相同,新旧制度由此交互。顺治十五年划一满汉官制,满洲旧制全面向明制靠拢。康熙初年制度复旧,部院权力结构上实际恢复了理事官体制的精神。圣祖亲政后,缩减旗分缺,建立折衷的满缺司官调拨制。由于官书编纂时的"追改",这一过程晦暗不清,本文利用清初满汉文档案与题名文献,尝试厘清部院司官制确立的曲折过程,为理解"清承明制"的复杂性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     

唐代中央官制制度浅说

中国古代官制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昌盛的时期,其中央官制制度基本沿袭隋制,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根据历史上封建国家中央官制制度发展的经验,汲取精华,之后衍生出具有决策、审议、执行、监察等功能的机构,共同组成唐代中央官制体系。唐代中央官制制度组织完备,分工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的重要标志。     

金代的“利涉县印”和利涉县

金代“利涉县印”1970年5月发现于吉林省扶余县新城局公社双龙泉大队。印背有不规则的阴刻楷书小字,右侧是“正隆二年正月”,左侧为“内少府监造”。金代官印发现较多,但有明确纪年和出土地点的县级官印并不多见。金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中都(今北京市),正隆元年5月“颁行正隆官制矿”。“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造焉”。因此可以断定,这方官印是海陵迁都中都、颁行正隆官制后,由礼部统一铸造的正规官印。1983年,在距“利涉县印”出土地点不远的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公社梨树园子古城址内,也发现了三方金代铜官     

金代杖刑管窥

象许多王朝一样,金代法律也把杖刑列入“五刑”之中。但是,金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在法律制度上与其它王朝不尽一致,其杖刑有着自己的特点。一金代杖刑的一般特征金代的刑罚,最初曾承袭辽制,杖刑中包括“沙袋之制”。其制“以皮为囊,实之沙石,系于杖头,有罪者持而决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属,惟数多焉。”又据《辽史》记载,     

《番汉合时掌中珠》“局分”考释

"局分"在《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指各官署中的低级职事吏员。它广泛使用在西夏各司之中,可以任职"局分"的吏员名称有都案、案头、司吏等。和金代不同,任职西夏"局分"的官员不强调出身,磨勘方式较为简单。"局分"一词的常用形式有局分人、大小局分人、局分处等,可以和其他官职名称连用。     

金代阿城古道

<正>阿城是金国肇兴之地,初期定都金上京会宁府,道路交通以金上京会宁府为中心,开辟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交通线。其通向中原和东北地区的驿道、民间道路、水路和漕运,是金代阿城早期的古道。一、金代驿道金代仿效宋朝驿制,在上京通往中原的道路上设置驿站,称为"寨""、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