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1872-1877)

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1872-1877)过程,是上海近代大众传媒早期发展的缩影。 上海城市化中的移民方式、租界的领事裁判权和西方人所办报刊是它的市场基础,其办报宗旨是以文化沟通功 能为本,并为社会正义代言;《申报》的传播特点表现为继承江南传统城市文化要素,立足上海同时涵概整个华 人社会;商贸信息和民间立场是《申报》的市场出发点,对杨月楼案和杨乃武案的报道使其深度融入上海社会。     

陈第与世善堂

明代万历年间陈第及其藏书楼——世善堂为当时学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世善堂书目》具有目录学和史料的双重价值。     

枭雄与明君--论刘备形象

历史上的刘备,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三国演义》把刘备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但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却使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不过,《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仍然是中国小说史中前所未有的、比较成功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晚明政治危机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因

《明夷待访录》是研究黄宗羲以及明清之际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 ,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观点是许多学者认为《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是黄宗羲向清朝统治表示屈服和谅解的一个事件。但作者在对文本进行细致解读的过程中发现 ,因为时代思潮和史学范式的原因 ,近人对该文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误读 ,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发掘。本文通过对《明夷待访录》成书时间的考察以及黄宗羲晚年的活动 ,得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 ,同时本文认为《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政治主张与见解与晚明时代皇权败坏有密切关系 ,这些主张必须放到晚明皇权与政治的现实背景中才能理解其真正的含义 ,从而对我们认识明清之际学者的政治思想的实际内容及其倾向提供更有效的分析和说明     

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

通过对春秋时期列国官制的清理,并以之与西周官制及《周礼》所记载的职官系统仔细比较,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的官制无论在整体格局上,还是在各职官的官称和具体职掌上,都较西周时期更接近于《周礼》。《周礼》作者应是一位更熟悉春秋官制的政治设计家,他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所熟悉的这套职官系统纳入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蓝图中,由此,判断《周礼》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末叶,或当在战国前期。     

苏俄在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关于文本内容与发表背景的研究

1 91 8年 5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来自一名俄国无产者的呼吁》。经考证 ,此呼吁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 1 91 8年 2月给边区苏维埃指示的改写本。它当是苏俄在华发表的首份文件。将此“二月指示”英文本同后来苏联政府公布的该文件比较 ,发现它虽有改动 ,却保存了俄文本被删除的段落。文本的异同反映了导致删改的情势和策略变化。重新审视和解读根据两种文本大体复原的“二月指示” ,可更清楚揭示其蕴含的意图和重要意义。苏俄政府遣波波夫赴华将呼吁发表于美国人办的刊物可能是联美制日策略的一个措置 ,它得到了某些希图利用舆论工具遏制日本扩张的美国在华报人的支持。     

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兼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

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辞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诗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辞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它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辞,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对《朱彝尊选集》的意见--与叶元章、钟夏两先生商榷

从《朱彝尊选集》的断句错误、注释错误、应注未注等方面,进行分析乙正．并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     

北敦14681号《尚书》残卷的抄写时代及其版本来源--与王煦华先生商榷

北敦14681号《尚书》残卷,王煦华先生考定为唐高宗朝抄本、范宁改字本系统。本则认为其抄写时代当在高宗朝以后、玄宗朝以前;而其版本来源,则应是萧齐妙方兴本,而非东晋范宁改字本。     

渤海史研究的一座丰碑评王承礼先生遗著--《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

王承礼先生的<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一书,始终把渤海政权纳入唐中央王朝行政版图之内;把渤海国史的研究拓宽至整个东北亚地区,进行宏观多角度的探索;把渤海国历史发展脉络全面具体地展示给读者,增强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使渤海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陈寿、范晔历史人物评论之比较

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都是得到后世很高评价的史学名著。两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所记相同人物共有55人。陈寿和范晔在记述和评价这些人物时,行文也有异同。陈寿和范晔对这些人物记述上的繁简、评价上的高低,不仅反映出这两位史家著史之不同的旨趣和史识,而且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东汉末至三国初的这一段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末“海派”扇套

上海天钥桥路汇南街清末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扇套,其用色少、素、精,均折射出朴素化的融入,不乏为西方构图意识在中国刺绣上的反映。     

清末徽州户口循环册研究

户口循环册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一种册籍。它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随时修改,动态管理,有单独的特殊人群登记。透过现存的户口循环册,可以看出清末徽州人从事行业广布,社会流动频繁。以商为业的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单独数量,从商人员依然众多,20岁以下经商者颇有人在。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成因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报刊发行量的飞速扩张;之二是舆论界自身定位为监督政府,并形成了强大的公共领域;之三是受众由以官吏为主转向以社会公众为主;之四是社会各阶层更加注重报刊舆论。至于舆论放大的成因,一是新闻界推行的白话运动,二是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三是政府与民间合力促成的讲报、阅报机构,综合催发清末的舆论放大效应。清朝政府对之未予正视,结果致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王朝统治也随之荡然无存。     

清末农会述论

清末农会的兴起是在民族危机加深与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由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导,以及“新政”的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对于各地农会的相继建立起到了前驱先行的作用。清末农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同时也呈现出了成员构成的复杂性、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团体活动的民间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特点,她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近代社会团体。     

明故武略将军陈兴墓志考释

1996年,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万善村东北发现一方明代墓志——大明故武略将军陈公墓志铭。碑文从保卫家乡、征战南北、镇守怀庆、修理城池等几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了墓主陈兴的一生,为研究明初的兵制、官制和军事形势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论晚清时人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与批判

晚清时期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以及“朕即国家“、“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这两个主要观点之深刻反思和尖锐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主要内容和鲜明标志,又是晚清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

陈垣先生晚年目睹国家和民族的新兴 ,学术思想不断升华 ,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 ,他刻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逐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唯物史观。他晚年把渊博的学识奉献给国家和人民 ,将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的顾问和指导作用 ,这是他晚年学术成就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陈先生晚年依然在史学耕耘不息 ,撰写了 40多篇学术论文 ,主持了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先生晚年的历史考证周匝缜密 ,益臻佳境 ,善于由小见大 ,求得历史真相和通识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在清末报纸有关广州的新闻报道中,“集庙”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组。所谓集庙,指的是某一个街区的居民在街区的庙宇中议决处理本街区的事务。街庙通常有固定的收入,而绅商则是街区的领袖人物。“集庙”讨论的问题包括本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官府往往会把一些事件交坊众集庙议处,而坊众有时也会集庙抗议官员、团勇、警局的不公对待。广州的街区组织和坊众集庙议事的方式,对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想念会有一定价值。     

晚清南阳县土地利用分析

本文试图以土地生产力与承载力等相关土地利用强度评价指标为基础 ,利用MapInfo技术 ,再现晚清南阳县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 ,为合理评价历史时期区域土地利用的强度及其人地关系特征提供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