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金蝉脱壳”: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外交策略及实践

从"追随英美之后",到"适处英美之间",再到单独对华妥协,日本政府在五卅交涉中经历了复杂纠结的外交决择与战略转向。与之相呼应的是,曰本与执政府的积极互动,对官、商、军、学、工等地方势力角逐的深度介入。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基本策略与实践。"金蝉脱壳",既是日本五卅交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列强在华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动。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袁世凯对日外交述论

褒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也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褒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而告终。     

试析英日同盟兴衰的原因

19世纪末英国所一直坚持的"光辉孤立"政策受到挑战,尤其在远东问题上,英俄矛盾不断加深,迫使英国适时调整外交政策。在欧洲寻找盟友无果后,英国最终选择和日本走到了一起,这在当时看来既是英国外交战略的巨大调整,也是日本崛起的重要契机。在英日同盟的背后有诸多原因导致其形成,而最后又不可避免的促使其解体。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日本大国化战略下的环境外交

冷战后,大国化成为日本主要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因环境外交成为世界各国关注重点,日本也将其作为大国化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从各个外交层面积极行动。我们不能否认其对全球环境改善的积极作用,但也应明确大国化战略是其深层动因,且存在殖民主义弊病。     

中日外交的国书博弈

首先需要声明,本文的主角小野妹子是位纯爷们儿。六七世纪时日本人的姓氏十分混乱,谁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妹子的家长,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起了这么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渡边恒雄与若宫棨文对谈:靖国神社及日本外交诸问题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后,不仅激起了中国、韩国等曾遭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伤害的国家与人民的激愤和抗议,在日本社会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首相参拜与反对参拜的意见都通过媒体表达出来,产生了几乎势均力敌的对峙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报纸发行量中居第一位,原来一直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理解与支持,被认为是日本保守主张代表的《读卖新闻》,通过2005年6月4日的社论呼吁建立国家追悼设施,并认为首相不应参拜合祀有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读卖新闻》的社论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针对这一情况,今年1月,属于《朝日新闻》的月刊《论座》约请《读卖新闻》的社论主笔渡边恒雄和一直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反对的《朝日新闻》的社论主笔若宫文进行了对谈,讨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与此相关的日本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由于渡边恒雄与若宫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日本国民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看法,因此发表两人谈话记录的《论座》2006年2月号出版后即被抢购一空,《论座》编辑部立即出版了单行本。这里发表的就是渡边恒雄与若宫文两人对谈的摘要。本刊一直主张:我们在批判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本右翼主张的同时,还应促进与日本广大民众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共同反对侵略战争,共同维护和平与发展,包括共同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促进相互理解的重要一步是应了解对方的主张,这篇对谈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社会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基本态度,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正确的决策。     

日本对华理性舆论正在兴起

为更好地认知日本对华舆论局势,本文以当前新闻资料为基础,调查分析了日本最新对华舆论潮流,指出三股理性舆论浪潮在日本国内正在兴起,深刻地剖析了当前日本国内对钓鱼岛问题的舆论动态,论证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光明前途。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

本试图将日本经济外交的缘起置于战后初期东亚的整体政治格局中加以考察。认为随着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对手,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最终形成。阻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传统贸易往来,同时促使日本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进行整合,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核心环节之一。美国东亚政策的这一转型影响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及贸易模式,并推动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     

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

明治初期,维新政府中枢就已深刻地了解到日本所置身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形势,确立起包括对自己和世界进行重新定位以及日本未来发展方向在内的国际秩序观。近代日本国际秩序思想中的上下秩序认识与欧洲近代国际秩序思想的二重原理体系如出一辙,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最终确立起对欧美屈从,对东亚邻国强硬的双重外交路线。     

“岩井公馆”

1938年4月,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特别调查所＂,因该机关创建以来,一直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后来升为总领事的岩井英一负责,又被称为＂岩井公馆＂。     

日本接待渤海国使者的外交礼仪初探

文章主要探讨了日本接待渤海国使者的外交礼仪,即入境礼仪、入京礼仪和离境礼仪,展现了唐王朝时期的渤日两国以唐文化为基础、友好而顺利的进行外交往来的热情画面.     

浅析日本的公共外交及其局限

二战后,由于日本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公共外交就成为日本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及文化的相互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的公共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掣肘,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沙俄等列强与中国参战（二）——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此电已抄转巴黎。尊电第5794号敬悉。日本大使馆公然敌视的态度愈来愈强烈。格雷认为,在接到日本答复以前,在北京采取行动注定要失败,并使人感到极为难堪。他以坚定的口吻向康邦和我说明了这一点,要改变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他对库朋斯齐可能单独行动感到极为不安。     

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文章提示:日本最初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的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着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其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甲午战争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

甲午战争后,日本民间为对抗美欧扩张在华权益而提出旨在与中国等亚洲国家间提携甚或结盟的亚洲主义论调,在其嬗变过程中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紧随局势变幻而频频翻新名称和言说;一是始终未变其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质,及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所不屑的边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