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蒋介石与苏联结盟的历史背景

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后,蒋介石摒弃前嫌,主动争取与苏联结盟,其目的是联苏抗日。本文通过分析蒋介石日记,来进一步探讨蒋介石争取与苏联结盟的真实意图,其目的并不是简单的联苏抗日,另一方面也想联苏制共。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试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坚决地站在"主战"的阵营。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他是为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何应钦当时的主战,其目的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促成他在当时"主和"与"主战"两种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主要是:冥顽的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个人权力的需要,以及日本施加的压力。他的"讨伐军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1934-1936年间国民政府划拨外交机密费史料一组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国民政府,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军政,汪精卫则出任行政院院长并兼外交部长等职,主持内政及对日交涉。不久两人在合作过程中矛盾加剧,为拉拢汪氏继续在前台主持,经中政会议决由财政部于每月初拨发5万元作为行政院外交秘密活动费。本组史料从一侧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前蒋汪两派合作与争斗情形。     

试论1937年的川康整军会议

发生于1937年抗战前夕的川康整军会议,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着深刻的原因。它本是蒋介石在"两广事变"之后,进一步削略地方军阀势力和加强控制四川的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但由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与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政权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尖锐矛盾,以及后来的全面抗战的爆发,蒋的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整军会议之后,四川军阀刘湘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这不仅加剧了刘、蒋业已存在的矛盾,而且引起了蒋对刘的进一步忌恨,这也可能是后来,蒋介石乘刘湘在汉口生病之机派人置他于死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南京政府内的讨伐派进行周旋,争取和平谈判的时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并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积极的沟通,帮助蒋介石转变其强硬立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不仅因其蒋夫人的身份,更因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日寇在广州的暴行和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4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人视线,乘欧美帝国主义无闲东顾和蒋介石忙于“剿共”打内战之机,实施其侵华政策,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     

从胡白事件到《何梅协定》: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

1935年5月至7月之华北事变,是日军企图侵占华北的重要一环,蒋介石由"委曲忍让"而"隐忍至此"。一方面,他要集中精力解决西南问题而对日"委曲忍让",由何应钦出面对日交涉。他指示何应钦对于日军提出的于学忠等人撤职、中央军撤出华北等一系列问题以"自动实行"方式加以接受,不能给予"任何书面之承诺",出现了特殊的外交文件《何梅协定》。另一方面,蒋介石只能"隐忍至此",对于日军要求将停战区扩至平津地区、华北人事等附带事项须按照日方意思处理等问题拒绝接受,并考虑下"最后之牺牲"的决心。何应钦比较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处理方针,日军因基本企图得逞而表示河北问题"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自己有效地应对了华北事变,并认为比起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来说较易些。     

张季鸾的西安事变“三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但为了维护其统治,国民党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大片国土节节沦丧。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     

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评论——以与“中国统一化论战”的关联为中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对事变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评论。关于蒋介石的生死与中国的命运,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张蒋介石身亡将导致中国分裂,或者认为中国将维持统一,或者对大陆政策和"中国统一化论"均提出批判。一些论客强调"赤化"的威胁,而左翼论客则重视"人民战线"的进展。蒋介石归来后,日本舆论界形成"中国统一"的大合唱,并要求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有所反省,从而引起了围绕"中国统一化"的讨论。这些评论深化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却未能克服日本外交战略的根本矛盾,从而未能对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起到批判作用。     

中统局参审“新疆三大积案”内幕

正1939年9月1日,德国闪电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爆发。194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原在苏联帮助下坐稳"新疆王"亲苏、亲共的盛世才,面对苏联节节败退、亡国之虞反复无常的盛世才又一次选择了投靠蒋介石。为了搞清楚盛的真实态度,1942年,蒋介石派中统局负实际责任的副局长徐恩曾赴新疆一探究竟几经接触,徐认为盛世才确已倒向南京政府。听了汇报之后,蒋介石决定再派中央代表与其谈判,谈判中,盛世才表示:要将已经软禁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抗战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简述

本对抗日战争爆发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进行了初步探讨。内政方面,他主张国家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开明专制”;外交方面,他在主张对日妥协的同时,积极主张对苏复交。其内政外交主张得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赏识,他也因此得到了重用,先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投身实际的政治。     

贺耀组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

1939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蒋介石父子招抚廖文毅始末(下)

正分化、策反、招抚岛外的台独力量,封堵其国际活动空间1951年,台湾调查局在东京设立日本工作组,其工作重点为对中共斗争。1956年2月,廖文毅在日本成立"流亡政府"。调查局负责人季原溥于三四月之间召集会议,指令日本工作组设法搜集"台湾民主独立党"在日本的活动情报,汇总研析。当时,蒋介石每周主持"情报会谈",出席者有"五院"院长及"内政"、"国防"、"司法"等部长,国民党中央第二(敌后)、第三     

走进黑龙江省方志馆(连载二)

<正>血色龙江——黑龙江14年抗日历程1931年9月18日,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仅一个星期辽、吉两省就沦于日军铁蹄之下。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不满蒋介石不抵抗的错误政策,并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当众宣布"倘有侵犯我疆土者,不惜以全力诛之!"为了打开进犯黑龙江的通道,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嫩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当即下令抵抗,在内缺弹药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孤军苦战,在嫩江桥阻击日本侵略军半月之久,打响     

也论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

对西安事变中“讨伐派”的评价,学术界流行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一,认为“讨伐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别有用心,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蒋而代之,极大地增加了全面内战的危险性;其二,认为“讨伐派”与“主和派”在救蒋的目的上别无二致,仅在救蒋的方式上有所分歧,它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起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均值得商榷,因为二者在前提上都把“讨伐派”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或在事实上把它看成是没有区别的,这就必然导致     

对日和约问题上的蒋美分歧及蒋之因应

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参与方,中国为盟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在美国支持下继续在某些国际场合"代表"中国,此举受到中英苏等国不同程度的反对。为减少阻力,美国未将台湾当局列入多边对日和约签字国之内,而是促使日本与其签订双边和约。此时,蒋介石至为在意的就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问题,最终"日台和约"得以在旧金山多边和约生效前签订,这基本上符合蒋介石的愿望。然而,取得这一结果的过程曲折艰辛。此间,在诸多问题上蒋美存在分歧。蒋的因应决策虽使台湾当局最终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美国促成"日台和约"完全出于其自身远东战略利益,对于台湾当局的权益并无多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