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省港罢工时期广州阵营对港商的基本策略

1925年省港罢工爆发后,民族大义和劳资冲突使香港华商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各个阶层的心态十分复杂,其内部增大了分歧。对此,广州国民政府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了正确的分析,制订出相应的策略措施,加强了与港商的团结,丰富了早期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内容。     

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

1925年6月,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人民“五卅”反帝运动,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政治大罢工。这次省港罢工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1930年,省港罢工的主要领导人邓中夏在他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己出版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中之一种。本书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丛刊主要是从馆藏北洋临时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档案资料中选出275题、375件选辑而成。它反映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为主,广泛地团结了全国各阶层人士,进行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也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对运动的大力支持,发扬了为国家,为民族     

广州国民政府述论

本文所称广州国民政府,系指1925年7月至1926年12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政权。它作为“党治”的产物,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信念、政权理论和治理主张的体现,其政权行为相应表见出复杂的状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政治,产生复杂的影响。     

南非兰德罢工前后的阶级关系与种族主义

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历来为国际社会瞩目。当前,南非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为,南非种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还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南非种族主义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1922年兰德罢工和1948年国民党再次上台执政为界标划分为三个阶段。本文着重分析兰德罢工前后(1867—1948年)的阶级关系与种族主义的变化,希望对加深认识反种族主义斗争的艰巨性有所启迪。     

国民党与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国工人阶级掀起的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政治运动,它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省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为大革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民党在省港罢工中的活动及作用很少提及,有的文章虽有所涉及,也仅限于廖仲恺的个人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个缺陷。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简介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为美国帕克斯·M·小科布尔所著,1980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时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书主要研究了1927—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其政策,作者利用了大量的经济史料研究国民党政权,分析国民党政权特质的形成,说明江浙财阀与国民党政府不仅有着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冲突,甚至发展成紧张与敌对关系,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作者利用美国     

美国历史上的牛仔罢工

美国历史上的牛仔罢工发生在1880年代。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牧场组织转型时期,牛仔比工矿企业的其他劳工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在劳资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牛仔为了改变自身每况愈下的状况,便举行了两次罢工。罢工的牛仔仅仅提出了工资和改善伙食等方面的要求,甚至连缩短工时也未涉及。牧场主联合破坏了牛仔罢工。两次牛仔罢工在美国劳工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1922年9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的一些材料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在党的領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工人运动处在很大的高涨中,铁路工人曾经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其中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斗爭,有它不可磨灭的光輝。 1922年9月8日粤汉跌路武长段全路罢工。这次罢工因监工虐待工人而起,軍警干涉,打死打伤和逮捕了工人,工人得各路工人和武汉工团援助,罢工获得胜利。1957年北京历史博物館征集到有关这次罢工斗爭的重要材料計三十八件,內容包括:工人罢工宣言,罢工以前工人們为控告巡警和帝国主义分子毆辱开除工人給王世堉的抗議書,统治阶级鎮压罢工的信件,以及京汉铁路几个工人俱乐部声援这次罢工的代电等,它給我們提供了这次罢工运动的真实史料,对研究这次罢工运动的历史有很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与杨建章

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初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我党历史上工人罢工取得全胜的一次著名的工人运动。这次罢工斗争之所以能取得全面的胜利．除了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安源路矿工的积极参与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因素。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杨孝明 罢工是利益分配失去平衡的结果

近日,重庆、三亚等地陆续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出租车行业体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出租车司机为何罢工?罢工能起什么作用?为此,本刊采访了重庆市一位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出租车司机杨孝明,他不仅提出了自己对出租车行业的构想,而且去实践它,但遇到了许多阻力。     

省港大罢工中的铁甲车队

1925年6月19日,广州、香港工人在共产党人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下,为支持上海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举行了大罢工。罢工首先从香港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人开始,迅速扩大到25万人,其中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广州英、美、日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也参加了大罢工。为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在广州组成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和沙面租界进行封锁,使香港一时经济瘫痪,变成了“死港”、“臭港”。这次罢工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坚持16个月之久,给了英帝国主义以     

也论新疆“三七政变”

"三七政变"由樊耀南及拥护他的新进派势力所发起,杨增新的牵制政策导致保守派作为制衡力量卷入其中,两股政治力量对决的结果是金树仁的最终胜出。新疆的政权更迭,为国民政府统合新疆提供了契机,而这场政变实质上是受隐伏于新疆社会深层的现代化革新的欲望所驱动。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

国民政府初期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的形成期,期间基本形成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体系,实施了一些内容庞杂、缺少系统性的政策,受到政府执政能力、行政效率和政权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都还相当有限。但是,这些管理机制的运行与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实现政治整合和维护领土完整方面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