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研究与自我反思——读《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

本文以《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一书为论述对象,分析认为作者的研究试图进行多学科的互动与协作,同时又不失民俗学的学科特色;在个体与结构之间力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并对西方的二元论进行了批驳,但反思却不够彻底;作者将其研究方法与费孝通"田野工作始于假设也止于假设"的方法论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我所不赞成的,而是强调要时刻警惕西方二元论对我们的影响,并要对中国的本土研究与研究者自身进行不断地反思。     

报告插图的画法和使用

田野考古工作是考古学的基础,编写调查、发掘报告是田野工作的最后一环。它的主要任务是报导我们田野工作的经过和发现的遗迹、遗物,重点指出我们的收获,为考古学研究提供新资料。报告一经发表,这些资料就将成为大家研究的对象或依据,因此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编写报告,符合客观的真实和准确,是对报告的首要要求,同样也就是对报告插图的要求。按现在通常的模式,一篇报告总是由文字、插图和图版三个部分组成,三者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报告的任务。但就插图在报告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说,绝不同于一般历史书籍的插图,只是作为文章的辅助,在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中的插图有时     

田野工作——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平衡点

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决定了民族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要求研究者深入实地考察,得出的理论必须适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教育现状,基于此,＂田野工作＂成为了民族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本文围绕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和田野工作的特点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突出＂田野工作＂方法在民族教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中国史前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几点思考

陶器和其残片是考古发掘中最丰富的遗物,陶器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陶器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同步发展,是陶器研究的重要方面。通过对本期集中发表的与陶器研究相关论文和简报的评述,本文提出,要真正超越对制陶技术的复原,达到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发展的目的,需要更多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更深思熟虑的田野工作,也需要更加“以人为本”、关注工匠个体特征的民族考古调查和实验考古实践。     

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围绕“Ethnography”翻译的人类学学术论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扩展,"民族志"概念的译义已经产生各种误解,不能准确表述新的研究状态和不断扩展的研究对象,继续使用"民族志"一词将不利于人类学学科的普及与壮大。"Ethnography"包括了实地性、描述性等田野工作的基本特征,基于田野工作之上的"Ethnography"翻译为"田野志"较为理想。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反映了学科演变的脉络和研究对象一步步延伸的趋向,更是人类学研究理念上不断更新的标志。     

近年贵州高原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分区

贵州旧石器时代遗存分布较多,也是贵州考古工作的重点,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遗存之前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工作也较薄弱。近年来,主要是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大量田野工作,发现了大量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存,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初步整理和分析,本文拟就对贵州高原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存做一初步的分区。初步将其分为五个大的文化区,但受限于材料的积累,分区工作还显得相当粗略,文化序列的建立更是难能企及。     

考古学的定位和有关问题

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往往被历史学、人类学或古器物学所包括。事实上它以田野工作为基础,以遗迹、遗物的实证为前提,其方法论是其它学科所无法代替的。     

西团山文化墓葬分期研究

一西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一种重要的青铜文化,追溯其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30～40年代,是发现与初步研究阶段。限于当时的田野工作和认识水平,该文化被推定为“石器时代之文化”。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多数从事东北考古工作的学者执此观点。4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确定文化性质及推测年代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对西团山、骚达沟、土城子等遗址,主要是墓葬进行了     

唐传奇《柳毅传》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柳毅传》(《洞庭灵姻传》)是中古时期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在文学界得到长期关注,而历史学者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提出对历史的新解,也有顾颉刚和陈寅恪的研究作为典范。倘若先不从文本入手,而从生活世界出发,观察前人很少注意到的社会-文化现象,然后再来重新审视耳熟能详的文本,会发现一些新的方法路径和问题假设。由此,可以发现《柳毅传》的内容包含了对中古时期南方湖区水上人/商人的社会-文化情境的隐喻。以田野工作作为文本解读的基础,也正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江西南城县黎家山古墓群和金斗窠古村落遗址发掘简报

江西南城县黎家山古墓群和金斗窠古村落遗址发掘属向莆铁路工程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该篇简报立足于扎实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对所发现的明末至清时期的古墓葬、建筑基址等遗存进行了详尽的分类介绍,使我们对该地区的葬俗、建筑结构及特点有了较清晰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对所出土的遗物(陶瓷器居多)的比较研究,不仅使我们对当时生活用品、随葬器物的组合有了清楚的认识,也为研究窑址生产与消费地的关系提供了确凿的依据。类似的发掘也许不能吸引公众的眼球,也引起不了考古界的重视,但却体现了考古工作者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默默奉献的操守。     

尉迟寺聚落遗址的初步探讨

近些年来,史学界在探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课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主要在田野工作上给予了一定的投入,力求在有关的迹象中,去捕捉与早期文明相关的资料。     

走向围龙屋的多元性分析——河源传统民居初探

从2007年7月起到2008年6月,笔者到河源地区进行过三次短期考察,并在这段时间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来研究河源市的传统民居及其文化内涵。笔者考察的地点是河源市区郊外的苏家围、罗村以及和平县的浰源镇等。虽然笔者进行考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也收集到关于河源传统民居,     

东西驰骋七百里 栉风沐雨六十天——配合西气东输工程教研发掘纪实

2002年的仲夏,骄阳似火;2002年的初秋,阴雨连绵。配合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项目山西段的考古发掘是在2002年夏天的高温酷暑中开始的,结束田野工作时已经是仲秋时节。对于所有参加配合西气东输项目建设的工作人员来说,这都是一段难以忘     

考古学文化概念之演变

考古学文化概念之演变陈淳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工作和历史编年上成绩斐然。但是由于理论方法上进展不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考古材料作历史学诠释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学术概念和思维模式的改进滞后于材料积累的现象,是由于长期独立发展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四十年代...     

考古测量的误区—磁偏角

<正>田野考古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运用各种测绘手段收集有关数据(包括遗址内外各种三维空间的数据)。采集这些空间数据运用的测绘工具,有全球定位系统(GPS)和电子全站仪等仪器,但日常的田野工作中,考古测量使用     

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

“九五” 期间,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上又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也有所进展。研究课题多样化,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进一步应用,取得了不少新成果。新的发现与研究,推进了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时,对中国历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也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考古学在“十五”期间应重视学风建设;进一步加强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田野工作应进一步提高科学水平;加强课题意识,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性问题,同时协调田野考古工作的布局和研究工作的重点;提倡多学科合作研究。…     

考古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类型学在我国仍是考古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分类"和"类型学"两者不分和操作因人而异的情况。目前,简报上的材料整理和描述大体只是分类,而挑选一些典型器物和特征来进行分期和分辨文化关系才算得上是类型学。然而,许多研究目的性不明、主观性和随意性的问题,使得研究的质量受到很大影响。我国学界对许多基本概念、定义和目的、操作程序缺乏一致意见,因此分类、命名、分期和确定考古学文化仍然是直觉和主观的操作。本文是美国考古学家威廉·亚当斯对分类和类型学的一篇专论。他本人是在民族学领域受训的,长期从事抢救性考古,参与过包括1960年代埃及阿斯旺水坝在内的许多大型抢救工程,有数十年的丰富田野工作经验。他在田野工作中使用、思考和完善类型学的理论方法,并与他的哲学家兄弟共同出版了一本专著《考古类型学与具体实践》(Adams W.Y and Adams E.W.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nd Practical 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本文从理论上全面梳理了考古类型学的历史和现状,厘清了分类、类型学和分类学的概念和定义,讨论了类型概念的复杂性,类型学的目的以及实用性等诸多问题,几乎涉及了我们感到困惑和想要了解的绝大部分内容。希望这篇类型学的理论文章能有助于我们的类型学思考,在田野发掘和材料分析中完善并构建适合自己材料和研究目的的类型学。     

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解释:1985

要对当前的考古学解释作一透彻的、公允的评析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一工作又面临着以下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1)汇总性的——如实陈述当前有哪些室内分类和田野工作正在进行,以及它们获得了哪些结果;(2)廓清当前重要的考古学思潮,并试图洞视它们未来的意义.后一选择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然而同时也将具有更多的乐趣,因此,我将不揣冒昧作一尝试.在某一特定时期,一门学科的研究目标不但因人、因学术单位而异,而且,它同样也会因某一学派的兴起、兴旺、衰落乃至同化于其他学派这一学术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在本文中,我将首     

仰韶村和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

河南渑池仰韶村是仰韶文化所从取名的地方,发现以来已有80年的历史.安特生和袁复礼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萌芽,后来的一系列田野工作,更加深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连续发展,终于形成以商周文明为核心的主体.     

低水平食物生产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被列为世界考古学探索的基石。我国的一些研究常常以确定出土最早农作物如水稻或小米遗存的时间为依据来定义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缺乏起源动因以及漫长转变过程的思考,与西方学界早期非此即彼的两元认识类似。布鲁斯·史密斯是美国当代顶尖的农业探源专家,他提出,狩猎采集与农业两种生计形态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转变过程极为复杂多样。这种生计既非典型的狩猎采集,也非真正的农业,表现为逐渐广泛干预或操纵动植物种的繁殖和生命周期,而且人类行为表现为从被动适应逐渐向主动干预的转变。农业起源探究不应只限于判断驯化物种何时出现,或根据驯化物种与野生物种的比例来分辨某社会的经济究竟属于狩猎采集还是农业,而是要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在这片中间地带对环境和物种进行操控和管理行为的多样性。为此,史密斯用"低水平食物生产"一词来指认这一中间地带生计形态和研究性质,强调人类行为在判断社群生计经济性质中的核心作用,把传统上流于注重物质表象的推断引向可以透物见人的生态学视角。本文发表后对国际农业探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思想可以开创一种新范式,自然也深刻地影响到考古实践,甚至波及田野工作的方方面面。希望本文也能获得中国考古学家的共鸣,对国内更新世末与全新世初过渡期的研究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