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民俗学的人文学学科特征

“民俗学：人文学术抑或社会科学？”这个话题究竟有没有意义？这其实关系到民俗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百年来的学科地位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另一重镇——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

这篇文章是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Center for Folklore and Ethn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一个概要介绍。这个中心是当今美国民俗学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授予民俗学博士学位的学术单位。同时,它也是美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中心之一。因此,在这篇文章中,除了对这个中心的历史及其博士学位的要求进行描述以外,文章还对这个中心主要民俗学家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基本的介绍和概括。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弥补单纯孤立的翻译所不能容纳的学科背景知识,希望读者能更系统整体地把握个体研究在学科发展中的位置;其二,希望这种介绍能成为一个获悉当代美国民俗学发展的窗口,从一个侧面更多地了解其历史与动态,以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正是为这种目的,在正式介绍中心以前,结合一些美国民俗学发展中的特例,文章论述了为什么携带“家”学并立足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对于发展中国当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非常重要。     

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前景”笔谈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俗学在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学科合法性危机时,＂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呈现出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整体性研究范式的转型,给中国民俗学注入了一股活力。     

表彰隐藏的光辉: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诞生于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歌谣运动,以《歌谣》周刊的创立和歌谣的采集及研究为代表,吸引了胡适、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等当时的优秀学人参加。歌谣运动受中西文化的影响与促进,实现了中国学术眼光向下的革命,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化登堂入室,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实证的比较研究法、传说的历史演进研究法、歌谣采集的田野调查法等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推动歌谣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歌谣研究理论的成熟、方法的运用、研究队伍的确立、标志性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新的世纪,中国民俗学还需继承歌谣研究的优秀传统,进一步促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然而,对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的考察却表明,现代技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然存在,一直被隔离于"遗留物"研究,乃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研究之外。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应当将现代技术归其本位,做一种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的"看家本事",对民俗志研究者、被研究文化主体、田野调查及文本呈现的讨论,可以为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带来一些可能的切入点。     

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

我们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时间导向经历了"过去"(遗留物)向"当下"(生活文化)的转变,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其实中国民俗学一直是"未来"导向的,就像中国的现代学术的总体时间意识是面向未来的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学术生产都是为了在未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民俗学不是在这个大局之外,而是恰恰一直在这个大局之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这种历史宿命,继而要把宿命转化为使命,通过学术自觉成全民俗学学科在时间意识上的完整性。     

美国民俗学

美国民俗学从社会学、神学的研究开始,受到英国民俗学、人类学的影响,以原始民族印第安人等为研究对象,进行文化遗留物的研究。其早期阶段,为进化学派的民俗学。代表人物为神学家森纳尔(William·G·Sumner)。森纳尔由人类学扩展至民俗研究,开始了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史。他所出版的《民俗学》(1960),树立了狭义民俗学的概念,他指出“民俗是由人们某些不断重复的、经常的小动作,以及人们之间按其同一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热点回顾与现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民间文学与口头传统、民族志研究、都市民俗学、历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努力,民俗学逐渐从纯文学、溯源式的研究转向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由一门描述性的学科,转为一门阐释性的学科,"朝向当下"成为学科的共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前台,学科的伦理意识和参与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表现为学科发展不平衡、重个案研究而轻理论建构、囿于旧范式的窠臼、重视当下而忽视历史等。此外,民俗学在实践领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

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的一种潜在共识,但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中的妇女问题研究仍没有被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行探讨,妇女问题研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依旧晦暗不明。以歌谣与妇女研究为中心来分析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妇女问题研究的整体取向及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会注意到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与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中,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从歌谣中发现了乡村妇女。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文学,认为由于未受礼教的熏陶,乡村妇女的文学在形式上质朴自然,不受咬文嚼字之累,在内容上更敢于表达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问题,认为乡村妇女歌谣中所吟唱的是受传统家族制度压迫的悲惨生活,歌谣是妇女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无论是对妇女文学的赞颂还是对妇女问题的揭露与批判,研究者都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所建立的一套礼教制度,妇女问题成为其批判儒家伦理纲常、参与社会改造的浪漫主义路径。     

中国现代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与扭结——兼论顾颉刚先生对两学之贡献

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从传统文史之学中脱胎而出获得新生,渐次向现代意义之学科迈进。时至今日,由于归属不同学科,两学在肇始与开创之初的关联与扭结在各自的学术史书写中鲜被提及。选取顾颉刚先生早期学术活动作为个案,从其学术宗旨、治学方法、学术交谊等方面探知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在现代学科生发初期之互动情况,并兼及两学在古代学科渊源、现代肇始背景、当代研究交叉等方面的重合与扭结,阐明两者学科关联,希冀引起学界进一步的重视与对话。     

叶德均民俗学与俗文学研究述略

叶德均先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俗学和俗文学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著述丰瞻,鲜明地代表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成就。由于其著述大部分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杭州、广州、福州和上海的小型期刊和报纸副刊上,而如今这些报刊或毁或佚,因此其成果对于今日学界而言,显得陌生和隔膜。对叶先生著述年表的整理以及对其学术研究的评述,对于我们了解这位杰出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加深中国俗文学学术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与表演理论的对话关系

鲍曼的表演理论,反思并改变了民俗学研究的眼光与方向,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从以"民间文学文本"为中心,向着以"表演性日常交流实践方式"为中心转变。中国民俗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发展,在关注"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方向上,有诸多与表演理论不谋而合的表现,这主要不是因为受到了表演理论的影响,而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学术反思与创新的结果。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既取决于它与本国社会发展进程血肉相连的关系,也会在与各国民俗学进行对话式的交流中得以体现。     

1991-2000年民俗学文献分析

为了使从事民俗学教学研究的人员熟知民俗学的核心期刊和主要作者,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动态,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统计分析了1991-2000年民俗学文献,找出了本学科的核心期刊和主要作用,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学科研究的学术动态,为便利读者参考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之后的高丙中,为中国民俗学引进了"公民社会"这一先验理想的语境条件,并将民俗(学)实践的"双名制""合法化效力的策略",奠定于康德意义上的"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普遍化)检验"的最高实践原则,以及"非遗"作为实践判断力形式的"第三者"基础上,从而为把中国民俗学的先验实践理想与经验性理论方法之自我矛盾的学术范式,转换为先验实践目的论与先验认识方法论自我统一的民俗学实践范式,即实践民俗学,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