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亡配婚:广西南宁地区的冥婚——兼与香港、台湾冥婚的比较

冥婚仪式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关系密切。冥婚习俗乃中国传统社会"男娶女嫁"观念的投射,男性需要通过结婚"传宗接代",确保自己祖先的香火不断。女性则需要通过结婚,从夫家得到父系社会承认的祭祀地位。然而,早夭未婚的男女,要怎样解决未婚乏嗣的香火祭祀与传承,便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地方社会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到冥婚的形式。2009年,广西南宁地区举办了一场跨村落的"斋会"与冥婚的仪式,反映了乡村社会的信仰体系以及这套信仰体系所象征的社会结构与人群的关系。比较广西南宁、台湾和香港乡村社会未婚亡灵奉祀的现象,能够了解未婚亡灵在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祭祀难题与处理的办法。     

中国传统社会暴力治理的文武之道——武术“德、智、力”文化基因及其表现

中国传统社会暴力治理的"文武之道",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长期实践之后,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主体治理三个层面组成其体系。其中,在国家层面形成了暴力国有之传统、文武结合"两手抓"的原则;在社会层面,既以民间禁武缓解内部矛盾冲突的暴力性,也以保甲制探索来应对地方暴力治理的现实需要,还以暴力娱乐的组织化、空间化、时间化而实施暴力治理的生活化管理。就微观层面而言,既形成拳术化文化样式、"藏-亮"发展方式,也以"由怒而勇"的胆气训练克服紧张与恐惧,以有人/无人与强者/弱者的调节启动攻防行动,以身心六合获取自我支持,以自我弱化表演实现其理想的技击效果,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武术"德、智、力"文化基因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集体认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一带一路"的设想反映了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进行发展与合作的愿景。为此,必须对于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新的集体认同。只有克服对于集体认同的主要障碍,才会增进互相理解和共同认知。只有建立有效的机制、制度和组织,才能保证集体认同的落实。只有针对各国社会和民众的心理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才能为集体认同奠定广泛坚实的基础。     

台儿庄古城的重建:记忆重构、公共记忆与国家话语

"记忆"是近20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备受瞩目的概念。根据记忆理论,记忆可以"圣化、选择、复旧、抹消",它的本质是可塑性。记忆是有层次的,如集体记忆和公共记忆,并可以互相转化。台儿庄古城的重建,就是对台儿庄原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记忆重构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这一过程让台儿庄形成了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台儿庄古城既是新的集体记忆形成的标识,也对其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段集体记忆借助国家话语经过了向国家公共记忆的转化和升华,台儿庄古城也由此获得了崭新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关于这种现象,应该超越对其本真性的探讨,洞察其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生成逻辑和建构过程,以揭示文化传统的传承实质。     

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方法论意义

新时期以来围绕秦至清的社会属性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主张。近年来,李振宏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认为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皇权专制社会"。他的论证是从国家政体角度考察秦至清的社会性质的,是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在重建中国历史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讨论沉寂多年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值得重视,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即研究重大历史问题,首先应当谋求在方法论上实现突破;社会性质的宏观研究必须回归到历史层面的实证研究;历史研究要有整体性思维。     

侗族“月也”习俗的文化解读

笔者运用莫斯在《礼物》中提出的"总体呈献体系"对至今在侗区广泛流传的"月也"习俗进行文化解读。"月也"作为侗族传统的社交活动,具有"总体呈献"的三个特点,是一种"总体呈献体系"。它在社会层面反映了侗族传统社会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经济层面表现出侗族浓郁的稻作经济文化;在宗教上,反映了侗族宗教信仰中的萨崇拜;在文化心理层面,体现了侗族人民平和友善、热情好客、集体娱乐的社交方式。     

七夕为何叫“儿瘟日”

<正>七夕,现今被称作"中国情人节",鲜为人知的是,这七月七原本的含义可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七在中国人原始的数字观念之中属亡灵所有,如果说活人多用五来数数,所谓"人五人六",而七则更多的属于死去的灵魂。普通人家把三七作为对亡灵最隆重的纪念日,而讲究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期待、公共产品与激励之间的利益均衡——兼评《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教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本身是围绕着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如何协调的问题。从个人理性出发,并不能保证自发地、自然地产生出集体理性。个人理性的张扬,结果可能是集体无理性。对于指望以个人理性为本位建构社会的观点缺乏必然的逻辑。因此,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是一个强迫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化的过程。《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终目的在于——在"期待、公共产品与激励"之间的进行利益协调和利益均衡,力图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和谐,以期实现各方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视阈、内涵与学术张力——读李大龙著《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中国疆域"理论向来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李大龙先生《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其增加了厚重。是书于理论层面通过对"五方之民"、"天下"、"中国"、"大一统"、"藩属"、"宗藩"、"羁縻"、"国家"等一系列概念的重新阐释,以不同视角准确地建构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疆域由王朝国家嬗变为主权国家的合理性、合法性,准确把握了传统"中国疆域"向近现代"中国疆域"转换的内核。     

水治则国治——皮大卫《黄河:近现代中国的水问题》评介

治河在中国经世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河治则国治。至20世纪,黄河被赋予了"中国之觞"与"中华文明母亲"的双重文化意义。及至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中共延伸黄河及其流域的象征意义,将其与农民和革命精神联系起来。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众多国内外水利专家的关注也使得黄河问题国际化。其中,从欧美传来的"河流综合治理"理念至为重要,其将河流视为国家富源。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全球"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中国的政治和技术精英致力于综合开发河流资源,以此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传统村落内聚性研究述评

村落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农民日常生活,村落往往是集体行动的单位。中国传统社会的村落具有内聚性倾向,这种内聚性不仅体现在村落组织和集体活动中,也体现在村民日常合作与互助中,以及精神层面的亲和感和共同意识上。     

2013年日本的殷、周、春秋史研究

<正>2013年12月驹泽大学举行了以"中华文明的成立与变化"为主题的日本中国考古学大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向大会通报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最新考古发掘情况,并就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传播等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对究竟何谓"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会议详细介绍有待今后发表。以下将对2013年的研究状况以时代先后分别予以介绍。旧石器时代。加藤真二《从考古学看生活于中国的旧人向新人的演变》(西秋良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结构重塑探析

伴随着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治理危机和国家中心治理失效问题频频出现,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国家-市场-社会研究视角的提出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换,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研究传统。通过重构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互动、政企互联、企社互融和多元互动,可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战后泰国华人社会变迁初探

一、华侨一词的起源近年来,国内外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已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问题予以普遍的重视,特别是有关战后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问题,更被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列为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这些国家华侨和华人的经济、社会、文化与当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难以分割——甚至可以说,已成为当地     

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身份认同研究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有着共同的血缘文化关系,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本质上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互交织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巩固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同其他群体的社会文化联系,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成为我国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探究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身份认同,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6年日本殷、周、春秋史研究综述

一 关于初期王朝社会结构的讨论 20世纪末以来,中国以及海外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前两千年纪至一千年纪黄河中游流域相继兴起的国家群问题。中国学者称之为“三代”或“夏商周”问题,日本则自1990年以来称之为“初期王朝”问题。近年来,对于这些国家群,特别就其成立过程以及社会、文化的结构进行讨论的论著,在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相继问世。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公共性偏离与回归

凸现公共性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本质要求,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公共性问题往往会被忽视或扭曲。文章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公共性偏多,认为社会主义公共性的回归要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展开。在国家层面,要凸现公共性,重构国家共同体认同;在社会层面,要培植公民领域,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公民层面,要培育公民公共精神,构建公正有序的公共秩序。     

梁漱溟、吴景超社会思想之比较

<正>梁漱溟、吴景超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争论成为彼此学术思想的关联点,开启了他们对一些社会重大焦点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分析和认识他们社会思想的分歧与共识,揭示近代社会改良思想的演变规律,进而反思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是非得失。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社会结构是梁漱溟、吴景超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在关于社会阶级问题上,梁漱溟断定中国缺乏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与当代中国政府转型——基于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当代中国政府正面临着由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现代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需要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予以学理性关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把握马克思哲学本性而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新范式,"权力至上"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因此,需要从改造深层社会结构入手,逐步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社会结构,以推进当代中国政府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