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生活世界”再认识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最早把"生活世界"引入民俗学领域,这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幸事,是民俗学理论"研究"的一大建树。但多年来,学界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存在误解。不过,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的理解较为准确,学界应该结合胡塞尔现象学对"生活世界"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将有利于民俗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广东民俗大典》绍介

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调查、搜索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出版刊物和丛书,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的摇篮”。现在,中山大学校友、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先生,著名民俗学家、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叶春生教授亲自率中山大学民俗学专业师生对广东民俗进行考察、对文献资料进行搜索整理,编写了《广东民俗大典》,并于2005年9月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传统的极好继承,也是奉献给文化大省建设的力作。     

良师益友启迪学术之路

作为山东省民俗学会一成立就担任副会长的我，原本并不是从事民俗学专业的学者，也不是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历数一下，我在已经刊印百期的《民俗研究》上，前前后后也只发表了不过五六篇文章。但是，《民俗研究》这个学术期刊，与山东省民俗学会一样，是引领我走上民俗学研究与应用道路的启蒙源泉、良师益友。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21世纪中国古典民俗文献学研究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几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通论性著作,如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陶立璠《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陈启新《中国民俗学通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民     

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学研究——以客家围龙屋保护为中心的讨论

在初步回顾和检讨相关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发生在粤东K城一个名叫钟村的城中村民保护围龙屋行动的个案,叙述了这一集体行动的过程及其作为当事人的客家民众的态度和行为,探讨了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众、民俗、学者的角色与影响,引发作者关于民俗研究取向问题的新思考。K城钟村客家人保护围龙屋这一集体行动表明,仅从民俗事象的静态描述来达成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将丰富复杂的民俗生活、民间文化概括为一些有限的材料,实际上既忽视了＂俗＂在生活文化整体中的被创造和重新发明,又忽略了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主体的＂民＂的自主能动性,他们策略性地对民俗知识的创造与享用,也忽略了作为民俗文化研究的理性人——学者及其学术活动的作用。民俗中的民、俗与民俗学者,应该都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对象,这也应是未来民俗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与学术动向。     

隐居民俗与孝道——兼谈公共民俗学

居住民俗研究将居住空间的习惯性使用、建筑形式、建筑过程中的民俗仪式和禁忌、隐居行为等都包括在关注视野之中。而隐居与孝道关系密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传统家族制度和民俗行为的继承与变迁,隐居民俗各种形态的形成与变容也显示出今日社会老人生活形态和观念之变化。对隐居民俗的调查研究及各学科对研究应用的回顾,表明21世纪的民俗学应更加关注学术为社会服务,强化"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实践。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

<正>迄今为止,日本民俗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展开论述,"柳田民俗学"成为一种定格,而对柳田国男以外的民俗发展动向、活动以及对民俗的认识却未能给子足够的关注。有鉴于此,日本当代著名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先生的《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在合理评价柳田国男对日本民俗学影响的同时,试图摆脱既有民俗学史的窠臼,把握日本民俗学史的整体性。     

“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会议综述

<正>2014年10月22日,"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及在京民俗学专业部分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中国民俗学理论资源的再认识",与会学者分别从中国民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读后

中国的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民俗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其研究进展似乎走到了某种困境。这些年,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往往是简单化了的)溯源研究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不断丰富民俗学这一学科知识…     

读《济南城市民俗》

现代民俗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曾经历过两次最重要的嬗变.最初,是以民俗学创始人英国的汤姆斯为代表的"古文化残存物说";尔后德国、日本的学者将"民"扩大到"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日本·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将"俗"拓展为寄寓着"国民的理念"(德国·黎尔)的活世态生活相,因而他们的研究仍局限在农民、渔民身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邓迪斯指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传统观念是荒谬的,在诸多学者的倡导下,民俗学遂逐渐由"乡民学"转到"人民学"上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学界这一新动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曾说过:"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我国的第一本都市民俗专著却是30年后的今天,才由几位山东民俗学者联袂推出.手捧这本<济南城市民俗>,自然不胜欣喜.     

感受生活的民俗学

民俗,不只是研究对象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这就是要求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考察他们在那里一代代传承的文化。艺术家是借助某种模式化的艺术来感受生活,而民俗学者则是经由模式化的民俗来感受生活。民俗的传承与变迁从来都是与具体的人群、个人连接在一起,。同时又与时代社会背景紧密联系,所以民俗志研究可以将问题、事件、人都凝结于富有弹性变化的表达与呈现之中。这是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所应该追求的。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草创时期的《民俗研究》

正时光荏苒,创立于1985年的《民俗研究》杂志已走过30年光阴。30年前,与民俗学、《民俗研究》的不解之缘,初始时期刊物的举步维艰,心中愿望未能实现的惋惜之情,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当我翻看蒋维崧先生书写在杂志创刊号上的"民俗研究"这四个字时,心情澎湃,感觉千言万语也不能道出我与山大民俗学之间的深情厚谊。今天,我将在这简单概述一下我与山大民俗学一起走过的历程。一、结缘民俗学与《民俗研究》     

《民俗学志》与叶德礼教授

中国之有民俗调查、记录、研究、出版,始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大学出《歌谣周刊》,一九二八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出《民俗周刊》,接下去就是在北京辅仁大学的一九四。年出版了《民俗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