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

熊希龄出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后,为解决政府支绌的财政状况,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顺应当时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时势,力主废除省制,将其列入施政方针并积极筹划。在筹议过程中,不仅总统府、国务院主张各异,国务院内部亦存意见分歧。袁世凯依据时势变化及政治需要,对熊希龄内阁的废省筹议采取不同态度:在需要借助熊希龄内阁结好进步党,谋取更大权力时,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施加影响;当各省都督不明就里,对内阁改省方案表示赞成时,又暗自指示亲信加以反对;待到他对全国控制加强,各省都督支持改行总统制时,转而主张维持省制。废省筹议在袁世凯与各省都督联合抵制下,随着熊希龄内阁倒台而暂缓实行。     

民国元年都督选任之争

辛亥革命爆发后,光复各省纷纷依据《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公推都督,建立军政府或都督府,取得事实上的自治地位。南北统一后,代表北方未光复省份的参议员主导临时参议院,援引南方各省先例,通过《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规定未独立省份督抚改称都督,并由省议会选举产生。同盟会基于制衡袁世凯形成专权的考虑,对此亦表支持。这与袁世凯中央集权外官制主张相异。各方围绕都督是由各省选举还是总统任命,激起一场论争。它的出现不仅促使袁世凯政府着力确认都督军事身份,加促军民分治政策的提出与推行,也加快了省官制的出台,并使随后方案的确定变得更加复杂。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洪宪帝制的夭折和林彪复辟阴谋的破产

一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一年,1912年的春天,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宣誓"就临时大总统职。4月5日,在南京的参议院被迫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南京临时政府开始为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所篡夺。清王朝被推翻还不到一年工夫,反革命的旧势力却已复辟了。     

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电报房所收电报选编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北议和,袁世凯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4月1日正式卸任,临时政府随之迁往北京。其间,临时大总统府电报房收译了各方电报五百多号,内容涉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政策制定以及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事务的情况。     

孙中山“还位”辨正

史学界在论及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民初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仅存在了3个月。1912年4月1日,在袁世凯等旧官僚和立宪派的压力下,孙中山正式辞职,临时政府北迁。南方革命派在与北方守旧势力第一轮的较量中处于下风。继而,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是南北两派的又一次斗争和较量。     

直省商政统筹与清末外官制改革

清廷对于直省商政的统筹,始于1907年颁布的直省官制通则.其通过设置劝业道统筹农工商各业,藉以实现“集权”之目的,恰是清末官制改革试图改变内外相维格局、转为上下有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改制前各省主管商政的商务局同时兼具生产与行政双重属性,无法完全归并于劝业道,导致清廷集权的举措未能按照预设安排施行.这一曲折不仅反映了改革目标与结果的差距,也表明制度移植不能脱离国情.     

“迁省之争”与民元广西政局

民国元年,"省会迁移"成为广西军政各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以革命党人为主的"迁省派"倡导将省会从桂林迁至南宁,以立宪派为主的"反对派"坚持仍以桂林为省会。在陆荣廷的支持和袁世凯的默许下,"迁省派"最终取得了胜利,南宁取代桂林成为广西新的省会。"迁省之争"既彰显了民元广西的党争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袁世凯政府对广西军阀势力的弱势统治。都督陆荣廷选择与"迁省派"结合,是基于稳定在广西军政统治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对"迁省派"的态度从反对转向支持,则是对于平息广西政争、稳固西南边防以及陆荣廷军政实力的综合权衡。同时,"迁省南宁"的结局也推动了近代广西区域民族关系的变动。     

袁头银币

袁头银币许光“袁世凯头像银币”（简称袁头银币）在中国近代金融货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民国初年,币制相当紊乱。清末各省银元、铜元虽已广泛流通,但是,商业计算仍采用银两制。随着市面金银比价的不断变动,银元与银两之间的比价变化亦日益增大。由于不法商人的从中投机,更使银元价格暴涨暴落,致使正当的商业交往无法进行。而且广东、湖北、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开铸的银元、铜元种类繁多,式样不一。外来银元（象鹰洋、马剑、双柱洋）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折算更为困难。同时,各省官银钱号滥发纸币现象十分严重,仅以１９１４年为例,各省总共发出纸币达１６２９２０５５７元。鉴于如上情况,金融货币整顿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但在１９１３年“赣宁之役”以前,由于政局动荡不定,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各省向中央的解款数仅及预定收入额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样,对于财政收入一向以各省解款为主的北洋政府来说,真是“车薪杯水,无补于艰”。故一时难以采取有力措施整顿金融货币,财政与金融货币的混乱状况未能扭转。１９１３年“赣宁之役”,袁世凯击败了他的对手国民党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掌政,袁世凯凭借战后余威,收管了各地财库,在战后短短的两个月内,仅盐税收入一     

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

南北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纠葛,频起风潮,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被大幅度弱化和虚化。     

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上)

南北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纠葛,频起风潮,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大幅度被弱化和虚化。     

南京临时政府的宪政体制及其实践

南京临时政府的宪政体制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两权分立的总统制式的分权制衡宪政体制。在实践中,临时政府与参议院之间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矛盾冲突:借款事件和定都之争,但两次冲突都在体制内较好地化解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宪政体制还不完善,还存在一些缺陷,但基本架构和运作是良好的,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财政问题与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刚满三月即告夭折,政权落入袁世凯手中。二个多月后,黄兴又从南京留守任上卸职,由他统辖的南京留守府及十余万军队被撤消和遣散。这是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所遭遇的两次重大失败,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何以昙花一现?孙中山、黄兴何以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这除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革命阵营内部涣散等原因外,严重的财政危机始终困扰着革命党人,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又找不到一条正确解决的途径,也是导致革命     

论各省代表会与中华民国的创建

辛亥革命以后,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府派出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简称“各省代表会”),后主要活动于武汉、南京两地;民国元年1月2口以后,该会又在南京改称“代理参议院”,活动至27日。作为中华民国创立时期的立法机构,各省代表会对于创建民国及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建制,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等处理印尼华侨遭虐待事件来往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世界各地华侨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庆典.1912年2月,印尼爪哇泗水华侨在举行庆典时遭荷兰警察干预,演变为虐待印尼华侨的严重事件.本组史料反映了华侨及社会各界对该事件的反应和临时政府处理事件的过程.     

北洋政府元首们的最后归宿

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     

民元定都之争

民元定都之争,是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最先开展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民国初年三种政治力量,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的军阀官僚集团、以原立宪派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弄清楚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所以不得不放弃定都南京的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