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角色:重新认识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宋美龄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以往学界对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她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原因。本文试图借鉴社会学关于社会角色与身份的理论方法,从身份与社会角色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王文鸾史学界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已作了多方探讨,并对事变有关人物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宋美龄这个重要人物所起作用的专题论述尚不多见,多将其作为促进因素之一泛泛而谈,仅停留在＂起过积极作用＂或＂催化作用...     

宋美龄：我能让张学良“迷途知返”

今年是西安事变75周年。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宋美龄在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此事有一个详细的回忆。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解读西安事变,我们特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的端纳”

第一次与闻端纳是在读到“西安事变”的记述中,只知这位老外居间调停,从南京到西安,与宋美龄同机飞往,忙里忙外,穿针引线,深得各方信任,对最终和平解决事变有一份贡献。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     

爱国传奇女子——抗日战争时期的宋美龄

宋美龄，一位传奇的女子，她见证了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她更是坚持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利益出发，为抗战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本文谨对宋美龄女士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做的工作进行论述，特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组建、领导中国空军和开展国际外交争取美援三个方面来展现这位爱国传奇女性的个人魅力。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国内和国际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而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发动及其和平解决的关系问题,尚未见有专文探讨.笔者认为,张、     

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

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理,分为和战两派,但“讨伐派”究竟包括哪些人?过去并未见有具体的考察。实际上,戴季陶是主战最力的人物,讨伐派的代表。何应钦最初主战,其后迫于各种压力,至少在表面上,主战的热情下降,并因军事行动迟缓而受到戴季陶等人的斥责。讨伐派受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西安事变中的罗瑞卿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商解决,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西安之行的两个多月里,罗瑞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灵活机动的手段和过人的胆识,协助周恩来等为胜利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善后问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高度评价。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评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环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地区的救亡报刊与西安事变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17路军及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西安创办了许多救亡报刊.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报道西安及各地动向,及时指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而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直至善后处理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人研究西安事变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救蒋还是害蒋?——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

西安事变发生猝不及防,张杨兵谏,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一时大乱。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中党政军要员对待事变采取了两种态度:一是以何应钦为首,主张武力讨伐张杨;一是以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为首,力主和平解决,双方曾争执不下。后来有人认为,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办法,其用心是加害于蒋,欲取蒋而代之。这一说法曾被许多人接受。本文作者重新回溯了西安事变南京政府及地方实力派中各色人等的表现,明确提出何应钦并无害蒋之心,他的所作所为同其他人一样——力保图救其主子蒋介石。     

爱国主义与西安事变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正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发动的根本原因,爱国主义也是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的伟大旗帜,张、杨的义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复兴。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因应与处置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根据急遽变化着的政治局势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化的枢纽,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及高超的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冷静观察以因应局变,慎重表态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坛的剧烈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

西安事变是影响现代中国的一桩大事件,它的发动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何反应?其间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因素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