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籍身份的苦和甜

我的父亲吴锡类,1921年1月28日生于台湾,是台湾省台南县东石区六脚乡更寮庄人.22岁时去日本谋生,并在日本结婚.1974年2月20日病逝于武汉.我于194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195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到武汉.我因籍贯是台湾省的缘故,经历了人生道路的酸甜苦辣.     

中国人民是我重生的亲人

我感谢给我最后陈述的机会,给我最后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机会.我积极地参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非正义的战争,公开蹂躏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杀害了挺身为祖国而战斗的中国的被俘人员和伤员,并虐杀了许多和平居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当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我仍不痛改前非,阴谋将日本军保存在山西,待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再度侵略中国.因此与阎锡山勾结起来,继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杀光、烧光、抢光的滔天罪行.当我反省自己的罪行的时候,我从内心仟侮我的战争罪行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数不尽的痛苦和灾难,我的确是犯下了没法辩解的罪行.同时,我也深深地憎恨使我犯下了这样恶毒的侵略战争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     

潜往中国

美国邮轮公司的加菲尔德总统号停靠在日本神户时,我悄悄地上了岸,只把行李留在船上,直接运到上海.比利·麦克唐纳到码头来接我.他来接我的方式让我对自己即将进入的那个世界多少有了点感性认识.比利到日本所持护照上的职业是杂技团老板助理. 如果照实写明是中国空军教官,日本肯定不会欢迎他入境——直接以这个身份到日本驻华领事馆办理签证,要么被断然拒绝,要么就得整天被那些小矮个子的秘密警察尾随.所以比利只好给自己弄了个假职业,混迹于在日本巡回演出的杂技团里,谎称老板助理.这样他的签证申请夹在杂技团的申请材料中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顺利过关.之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随着杂技团来到日本,又跟着他们抛头露面地到各种剧场演出,直到我乘坐的航轮即将抵达,他才在大阪离开了杂技团,到神户来迎接我.     

中国改造史上的壮举

1956年,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独立地审讯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举世瞩目;1984年,日本“中归联”(全称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邀请中国管教人员访日,“师生”相聚,热泪言欢,震惊全球.忆当年,我被分配到山西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办公室任管教组长,说实在的,我真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我叔父遭日本兵杀害,战友们一个个倒在他们炮火下的惨景历历在目,因此,我一看到日本兵就从心眼里恨,我真想亲手杀他几个才解恨,现在竟让我象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去说服教育和改造他们,我真不情愿.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使我明确了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实施管理教育的深远意义,思想逐步开阔了.作为革命者,不能只局限在个人恩仇怨恨上,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一切从革命的利益出发,用自己辛勤的努力,坚决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给战争犯罪分子创造一个好的改造环境,将原省公安厅看守所粉刷一新,床铺进行了修整,新辟了图书室、医务室、澡堂、运动场.     

无悔无怨的人生历程

我叫萧璋泉,今年76岁,汉族,祖籍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这辈子历尽坎坷艰辛,却也算平平实实.奔向新中国1943年11月,时年22岁的我.从台湾台北事务员讲习所(相当于会计学校)毕业后,为了深造学本事,东渡日本求学.在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发动不义之战,全面外侵东亚各国的战乱时期,我的东洋留学梦彻底破灭了.到达日本的日子,便是我当上学徒的一天.我在大阪一家钢铁厂一干就是10年.     

简述我在武汉生活的几件事

我是台湾省台中市人,今年72岁.1948年,我受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叔叔邀请,到日本谋生.1953年底,我同旅居日本的2000 余名华侨,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报名加入了第三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行列,后服从中央归侨接待站的安排来到武汉,分配在武汉申新纱厂(现国棉三厂)工作,至今已有44个年头.回国时我28岁,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复活

日本修改教科书已经多次了,但在21世纪的今天,却是一个需要我们备加关注的大事.我认为这是日本全面复活军国主义的严重信号,应予以高度警惕.我把它概括为一句话:"鬼子兵又要进村了!"根据战后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变化和发展,对侵略战争性质的历史认识和围绕修改教科书的斗争,是日本右翼动向的晴雨表.我说日本在全面复活军国主义,并非是危言耸听,仅谈几点看法.     

失而复得的鲁迅题诗

1930年8月,我在朋友的劝告下,决定东渡日本,暂时避避风头.临行前,我和冯雪峰说,想请鲁迅先生题几个字作纪念.随后我便去了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到1932年4月初,雪峰给我送来了鲁迅先生题赠给我的一首诗: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松泉先生属 鲁迅 我高兴地接过鲁迅先生的题字,当即送到裱画店去装裱成一幅单条.先生这首诗,我的理解是借我的日本之行,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我的忏悔书

过和平而幸福的生活和以自己的主权来治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人民的基本愿望和当然的权力.尽管如此,而我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身份,毫无理由地拿着武器侵入神圣的中国领土,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的身份,制定省施政大纲,使伪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体制,扩大和加强保安队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本投降后,我又掀起“残留运动”,有3000名日本人参加了阎锡山军队,组成一支反革命武装部队,将来日本军国主义再发动侵华战争,好作为它的前进基地,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中国法律来推行反革命战争.我是一名侵略罪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山西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宣传战争是一种破坏人类的罪行.我领导伪省政府宣传处并发行日文《新闻周报》和以讲演来鼓吹、宣传侵略战争,驱使中国和日本的人民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阎日勾结的联络点——僧念村

有人言及,阎锡山与日本人1940年暗送秋波,1942年紧密勾结,劣迹斑斑.从我儿时亲目所睹一桩事,可证实我的家乡汾西县僧念村,是阎日勾结的联络点之一.1942年我11岁,上小学二年级.记得在三四月的一个傍晚,传说次日有“大太君”来.碉堡上的日本人下来不少,每人手持一棍棒,强制村民洒清水,扫街道.一个日本兵闯进我家,我父亲和哥哥还挨了打,被赶上了街.气氛很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