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谈英美国家对于中日“二十一条”的态度

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仅使中国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反应强烈,美国是为了在中国分得一些自己的利益,并对"二十一条"的某些内容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而英国是想维持自己的在华利益,因而对"二十一条"的条款表现的相对平淡,虽然他们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

为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市场压力和国内政治稳定及安全保障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组成后,以美国肯尼迪政权调整对华政策为契机,拟定了在使台湾分离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同时和大陆发展政治关系以至复交的一中一台政策。但因美国的反对和阻挠,池田内阁以特殊方式施行该政策的尝试无果而终。     

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考析

日本全面侵华后,由于战争规模扩大,导致兵源严重短缺。日本国内适龄移民被应征入伍,"满洲移民"的侵略计划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政府决定招募"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补充关东军兵源,确保日本侵略当局在东北的治安。青少年义勇军移民作为日本向中国东北"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对日本人民产生很大影响。     

论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与“钢军”

北伐战争时期有两支战功卓著的军队第四军与第七军。通过对他们"铁军"、"钢军"称号的获得,两支部队的主将领对北伐决策所起作用,北伐后两支部队的去向等问题的研究,使我们更能尊重历史,对这两支部队在北伐中的作用及贡献给予同等的重视。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中日“间岛问题”交涉(1907-1931)

从1907年起,日本为了其侵略利益挑起"间岛问题",严重危害中国领土主权和东北地区的安全。经过激烈交涉,1909年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以将"间岛"领土主权、杂居区域朝鲜人管辖权归于中方而暂告结束。但此后日本以设在延边5个商埠地的领事馆作为据点,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不断破坏《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并派领事馆警察不断向商埠地外杂居区域进行渗透、扩张,擅自扩大对朝鲜人管辖权,致使中日交涉仍然持续不断且更趋复杂激烈,直至九一八事变。中日"间岛问题"交涉的实质是双方在延边地区进行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外交斗争。中方各级官员经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日本的渗透、扩张进程。     

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事变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大动荡.林内阁期间,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策略,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又回归于广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之路.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大陆花嫁”

正"大陆花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服从日本对外侵略、入殖中国东北的日本"满洲移民""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配偶(相庭和彦等:《満洲大陸の花嫁はどうつくられたか》,东京:1996年版,第11页)。目前中日学界对"大陆花嫁"问题给予过关注,中国学者多倾向于"残留妇人""残留孤儿"在中国东北的生活(如鲍海春、车霁虹:《中国养父母历史记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及"大陆花嫁"的政策[王青:《日本侵华期间大陆新娘政策的提出》(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等,日本学者多倾向于探讨"大陆花嫁"的移民问题(小林美惠子:《"縁談:つくられる大陸の花嫁"》,《日本女     

探寻民初“满蒙问题”的真相——读中见立夫著《“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

正去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见立夫氏推出了他积淀近40年的力作《"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该书的论题直接切入在近现代中国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民国初年的"满蒙独立"运动,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最新看     

“二十一条”与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自1915年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并逼签“大四条约”以后,虽然在一战结束后被迫归还了中国的山东主权,但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废约要求,继续坚持并努力实现其既定要求。日本对此可谓是念念在兹,必欲得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首次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要求承认其“二十一条”与“大四条约”的要求,作为双方直接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伪满政权成立后,日本先以“日满密约”、再以《日满议定书》,将“二十一条”要求中的“满蒙权益”完全确立下来并加以继续扩大。华北事变期间,日本外交当局在发起的与南京政府的两次谈判中,无论广田三原则还是具体要求,均包括了甚至于超出其“二十一条”中未得之要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政权,并派驻大量日本顾问进行控制;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后,日本通过“日汪密约”与《日华条约》的签订,继续巩固与扩大了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更多侵华要求。“二十一条”不但是日本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的“远因”之一,也是其侵华政策要求的重要内容,它亦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告结束。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历史考察

近二十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活动提出并通过了一系列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涉藏议案"。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以"西藏人权"为借口干涉西藏事务;为"藏独"势力提供援助,等等。作为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组成部分,这些"涉藏议案"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不仅使美国对中国所谓侵犯"西藏人权"问题的干涉长期存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西藏分裂势力在国外的分裂活动。     

贺耀组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

1939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之演变——以“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为中心

1931—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陆续发动了"满洲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政府为了实行对中国东北与本土以及亚太地区的管理与统治,陆续设立了前后连贯的三个国策统制机关——"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大东亚省"。本文主要围绕"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考察战时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从"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到"大东亚省"之演变过程,以及"大东亚省"的殖民统治之本质,用以再现与佐证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史实。     

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尽快争取外国列强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优先课题,日本则在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病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致以哀悼,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派遣正式代表赴日吊唁,意图借助于"葬礼外交"的舞台扩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影响.由于日本当时还未承认民国政府,日本政府以非正式的方式向民国政府转达相关信息,并劝阻民国政府派遣代表赴日的计划.另一方面,日本还通过在华的报纸媒体发表文章,安抚中国官民的不满情绪.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所展现的"迎"与"拒",反映了外交手段与外交实践的分离,以及民国政府寻求列国承认与日本政府意图扩大在华利益之间的对立.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