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掌玺官轶事

姜辅成是抗战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掌印官,本是一介商人,受局势影响,因缘际会,当上军委会的掌印官,由中尉军阶爬升至少将,虽然官小职卑,但却亲近枢机,知道不少内幕。     

论1927年蒋介石的访日问题

1927年8月12日,因宁汉合流、北伐失利等事,蒋介石不得不下野,辞去北伐总司令一职.返乡后,蒋介石仍未停歇,不断接见党内人士,并赴日游历,拜访日本朝野要人,尤其与日本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的会谈,最为重要.透过《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外务省记录》等资料的比对,可纠正过去对1927年蒋介石游历日本的误解,并理解蒋介石坚持北伐、回避满蒙问题的做法,实出于中日力量悬殊的现实.     

论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军事会议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与中国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历次会战态势的变化,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制定并调整了对日作战方针,检讨了各次会战,策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从中反映出蒋介石对形势的估计、对敌我双方军队的认识等,比较能够符合实情,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讲,蒋介石的话是“耳边风”,一吹就过,对国民党军队的劣根性改造无济于事。     

北伐名将王天培冤死之谜

从1926年7月开始。一场扫除封建军阀势力、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打响了。有道是时势造英雄,王天培这位侗族将领在此时横枪跃马呼啸而出,可谓是战功卓著。然而仅仅一年,他却因背负战败罪名而死,一时令人难解。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

从韩国被日本并吞之日起 ,大批韩国爱国人士即流亡中国 ,组织政党 ,成立临时政府 ,开展抗日、复国斗争 ,史称韩国独立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国民党依据孙中山所确立的扶助小民族的原则给了韩国爱国人士各种各样的援助。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积极促进韩国流亡人士中两大派别的团结 ,支持韩国义勇队和光复军在中国土地上活动 ,促进韩国临时政府改组 ,在经济上有求必应 ,特别是在开罗会议上仗义陈词。由于他和中国代表的努力 ,终于在《开罗宣言》中确立了“保证韩国战后独立”的基本原则。韩国流亡者以中国为基地活动 ,是受援者 ,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则是援助者。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奋斗目标 ,但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和摩擦。蒋介石尊重韩国流亡者的民族感情 ,及时调整政策 ,基本上做到了不谋民族私利 ,以平等态度处理各种问题 ,这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大国强权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浅析太平天国北伐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经历了十三年,兴盛的时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的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天平天国北伐战争是太平天国运动中重要的军事战略,获得了累累的战果,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它失败的原因有:军事上的失误,气候的影响等,虽然太平天国北伐失败了,可是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元济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1956年九十岁高龄的张元济老先生,已半身不遂,躺在病榻上,但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准备写信劝蒋介石归顺。他先写了一封信寄去北京征求好友陈叔通先生的意见。没几天,陈叔通回信说：“劝归顺书(致蒋介石书),可以交统战部寄香港转递,属为秘密。昨日因在毛主席座谈席上亦曾提到,云千万代为致念。”说毛主席也赞同他此举,他受到极大鼓舞。     

蒋介石与黄埔建军

黄埔军校的建立,催生了一支区别于中国传统军队的新型军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对军校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政治、组织、思想等方面,为军校构架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蒋介石与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及其所属国营企业的发展,对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资源委员会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蒋介石的支持。从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到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具体活动,都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保护;但资源委员会由技术官僚组成的特质又决定了资源委员会忠诚于民族国家而不是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二者在抗战时期的结合虽离不开蒋介石与资委会主持人翁文灏、钱昌照的个人交情,但更主要的是特定时期内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资委会经济发展理念的交合,抗战结束后,共存的条件消失,二者走向决裂。     

北伐名将王天培与《宁归歌》

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因指挥失误,徐州一战失利,使他陷入了下野的危机中,为了摆脱这一危机,他将责任推给了王天培,并将其秘密杀害。王天培在临刑前写下了《宁归歌》,表达了他对国家民族的忠心及为实现国家统一而献身的决心,同时也表达他对蒋介石之流奸诈行为的愤恨之情。     

蒋介石与朱、王二学

朱熹、王阳明是儒学思想流派中的两个重要代表,蒋介石对王阳明备加推崇,对朱熹则褒贬互见,但他对儒学的尊崇态度使其与二间实际都保持着强烈的传承关系。随着其对儒学体认的加深,蒋越到晚年越表现出融合二的倾向。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最后时光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与宋美龄在台湾度过了25年相守的最后时光。     

蒋介石与宋明理学

本文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与论证,从新的角度证明了“宋明理学”对蒋介石的道德取向、人格塑造及思想理念的潜在影响。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关系,以往研究几乎无人涉及.1930年代初,教育理念相近的蒋介石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由初识到相知,政治与教育的相互需求以及私人友情的增长,对于此后南开大学的存续与发展关系重大.抗战爆发,毁于战火的南开大学成为战时高等教育损失的标志性形象,蒋介石在广泛的舆论同情中做出了"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其后...     

蒋介石与战后日本天皇制

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是由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决定的。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对日本天皇制所持的保留态度极为重要,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此问题上的决策;正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天皇制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故而《开罗宣言》没有涉及日本的国体问题,为后来天皇制的保留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基础。当然,美国出于自身战时与战后的需要,特别强调一个完整、统一的日本对它在亚洲战略的重要性,在日本天皇制的保留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蒋介石与政学系

政学系是蒋介石统治时期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其成员结构始终众说纷纭;而人们对政学系的诸多观察,更多的是源于其政治对手的言说。因此,考察其组织轮廓,往往需要勾勒出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人物谱系。政学系初期,党内各派因反对杨永泰个人,而将其周围的一群朋友冠以"政学系"之名。如果说此时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杨永泰死前10个月形成的中央政府新内阁,是所谓政学系的成熟期。他们的核心人物是黄郛,大都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育、金融界专业人士,有一定的治国能力,与杨永泰并无多少交集。由于这批行政官僚无派无系、位居高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物描述,故旁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声相求,愿与其他被视作政学系之人相往来,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政学系不仅满足了蒋介石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改变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权力结构。     

蒋介石与黄埔一期生

蒋介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他与黄埔生、特别是黄埔一期生。自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或宠，或恕，或杀，或惩，天差地别。追求不同之故也。[编者按]     

蒋介石与陈炯明的关系论析——从合作到决裂

蒋介石与陈炯明的关系纷繁错乱,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是最终走向决裂。他们关系的变化不仅仅影响了当时的革命进程,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革命形势的错综复杂。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在两者的关系研究上仍留有空白。本文试图对从二者产生交集开始,到二者关系终结进行描述与分析,以展示蒋陈二人关系发展变化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