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与父权:“龙女”与“百鸟衣”复合型故事解析

"龙女"与"百鸟衣"复合而成的故事,讲述的是乐人因为能够吹奏美妙的音乐而娶龙王女儿为妻。妻子被国王夺去后,以百鸟衣定计,令乐工换下国王龙袍,夫妻团圆并当上一国之主。这类复合型故事将龙女形象叠加于被抢去的妻子形象之上,不仅强化了具有灵力的女巫形象,更反映了女性权力的被夺以及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基础上的父权机制,构成了对社会历史中权力运作的深层隐喻。     

16、17世纪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父权主义

父权主义是在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背景下,为适应秩序和稳定的需要而产生的,是16、17世纪英国大多数人共同的政治态度,为英国君权的扩张和君主实施社会控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暴君和暴政在英国的出现。英国率先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父权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客家女性的生存心态——以《梅州大侠回忆录》为讨论中心

研究区域社会的女性,如果一味强调父权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主从结构,势必忽略性别角色会因应生活环境而有所调整。先人为主的研究角度,很可能掩盖两性关系的真实面貌。为避免重蹈覆辙,本文采用区域研究的角度,平实地考察粤东客家人离乡外出、浮海营生、转换生存空间之后,女性经由跟外界互相接触的活动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变。     

汉代女性研究综述

<正>关于汉代女性的研究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岳岭、张爱华《近20年秦汉妇女史研究综述》(《南都学坛》2005第1期)提到,"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研究,是当今妇女史的一个探索方法,社会性别史与传统女性史的最大不同就是超越男性视角,明确地将女性看做一个社会角色"。社会性别理论正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孕育产生的女性学的代表理论。纵观汉代女性历史研究逐步扩展与深入的过程,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影响。胡黄卿在《女性学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年)中阐释     

先锋美神的悲哀

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总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在日益文明和进步的中国社会,"族权""父权""夫权"还像以前一样桎梏着思想和行为都显前瞻的女性。有着美丽身形和时代觉悟的林琳就是在各种社会重压之下被送进了监狱,新思想新事物在与保守顽固势力的斗争中以失败告终,这是人物和时代的悲哀。     

明清徽州的人口买卖与婚配

从卖身契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徽州存在着不少的人口买卖行为,这与当时徽州存在着为数众多的贱民阶层是相一致的,卖身在承担服役义务的同时也被给予了婚配的预期,这亲就有了婚配的可能。通过多种多样的灵活性的两性结合,被卖获得了婚配,这种卖身和婚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存在着生存压力以及因性别失衡和婚龄女性缺乏所引起的性别紧张。通过这种卖身和婚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存压力和性别紧张。     

聊城木版年画生产传承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学术界对于女性研究的不重视,导致了学术研究中的女性知识与女性话语的缺失,民间艺术生产中女性艺人的研究更是如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不足,源于社会性别制度对于女性的歧视,也与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现实、女性从事辅助性工作、不喜抛头露面等有关,其劳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或认可,导致了学术界及当地民众对女性艺人的选择性"忽略"。考察聊城木版年画生产及传承中女性艺人角色,了解当地女性艺人在年画生产中的性别显现、参与的方式与途径、传承中的角色等,可以发现女性艺人在年画生产中的贡献或者扮演的角色比我们原本所知要重要许多。     

社会性别研究中的“父权制”概念探讨

"父权制"是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在厘清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双重体系理论中"父权制"内涵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虽然在分析性别现象时,这一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毕竟揭示了"女性从属男性"的社会原因及其系统化特征,从而为之改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唐代居住习俗与妇女地位初探

“夫随妻居”、已婚女性长住本家以及夫亡以后归宗,是唐代社会一种颇为流行的居住习俗。从民俗学和性别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和考察不难看出,唐代社会所流行的这种居住习俗,应是女性人身较自由、女性权益得到一定保障以及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较高地位的具体表现。     

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19世纪英国围绕性病防治的争端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卖淫的盛行造成性病患者日渐增多,如何防治性病遂引起社会关注。19世纪上半叶,民间团体和教会采用救助妓女、开设性病医院等措施来防治性病。19世纪中后期,为了降低军队性病的发病率,议会先后颁布三部《传染病法》,逐步强化对军事要塞和城镇妓女的医学检查,并试图将这一举措推广至全国。然而,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体的废除派从道德、法律、阶层、性别等角度谴责《传染病法》,并发起废除《传染病法》的运动。同时,废除派还揭露"白奴贸易"的罪恶,呼吁社会关注雏妓问题。在议会内外废除派的共同努力下,《传染病法》被废除,性病防治又回归成为公民的个人事务。这场性病防治争端既展现了英国注重个人自由的传统,又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兴起。     

信仰与控制:宋代汀州定光佛信仰研究

宋代汀州定光佛信仰的形成是一种文化建构。这种建构最本质的因素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的强化,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强化社会控制的结果。定光佛信仰的形成是为了解决地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满足了宋廷"以神道设教"的需要,表明民间信仰只有建构为政权承认和推崇的意识形态,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     

女性解放的背影——虎妞形象新论

本文以"父权至上"和"三从四德"等文化观念为视角,对虎妞的人生悲剧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虎妞的反抗是大胆勇敢的、幼稚迷信而又顺从卑微的,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封建迷信、经济困顿、女性独立平等意识的欠缺等都是虎妞不幸遭遇的根源。她的遭遇尖锐地揭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女性解放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具有格外令人深思的意义。     

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

西方的女性评价经历了从性化到性别他者的变化,而中国的女性评价(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则经历了由性别她者到性别他者,再到身份她者的转变。二者差别是由中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在中国,对女性的社会评价不如文化评价那样稳定,而文化评价更依赖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且可以给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相应影响性评价提供多样化的方式,有利于女性选择多种发展途径。目前民俗学、社会学和社会性别学都缺乏这种理论成果,但采用个案法进行研究可发现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构建女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应考虑中西女性评价的差异,将女性的性别差异、社会条件与文化评价传统加以综合考虑,使女性发展的选择获得社会评价与文化评价的双重合理性,以利于女性就业、事业与人生的良性发展。     

晚清闽海关医员与福州教会医院

闽海关医员和福州教会医院是共荣共利、水乳交融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现在医务工作、人员流动、资金支持三个方面。闽海关医员和福州教会医院的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医学在福州的传播与发展。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民族旅游与社会性别的互动——以龙胜金坑红瑶为例

在剖析现有研究忽视民族旅游与社会性别互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框架内可以实现二者统一的观点。然后以龙胜金坑梯田旅游与红瑶女性角色变迁为调查对象,借助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四个关键概念--场域、惯习、资本和策略,很好地解释了金坑旅游与红瑶女性角色变迁的互动机制。研究表明:场域的变化提供了社会性别功能发挥的空间,不同的社会性别在不同的场域内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形式,通过相应的内在策略实践与外在偏好选择实现了不同资本功能的转换,资本功能的实现又生成并强化了惯习的形成,并最终表现为场域结构的优化与功能的提升。     

易装、性别与权力——略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亚马逊女战士”服饰

服饰是社会性别秩序的重要表征,它在性别间制造出区隔,由此也划分出两性各自的价值与职责。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的革命女性身穿男装、手持刀枪,走上街头,争取佩戴武器、参与战事等权利,这是法国女性史上女性第一次正式提出平等的诉求。她们的行为遭致男性革命者的激烈反对和压制。本文从剖析大革命时期"亚马逊女战士"服饰入手,揭示当时女性为争取平等权利所遭遇的困境:革命者认为允许女性身着男装会导致女性寻求更多的权力空间,这无疑有悖于他们心目中自然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两性角色所做的安排。男性竭力维护传统性别秩序的权威性,这是他们压制女性易装诉求的根源。服饰现象中显现的张力实则是两性在权力话语上的对峙。     

从子弟书对女英雄形象的重塑透视满族的性别文化心理

子弟书从女性视角切入,重新塑造了一批忧国爱民、深明大义、不惜舍生取义的女英雄形象。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文本分析,可以探寻满族族群特有的性别文化心理,即女性英雄崇拜。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萨满教作为满族的原始宗教,女神（女性英雄）崇拜是其重要表征。其二,与早期满族社会中母系氏族特征的遗存有关。其三,满族先民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主要从事渔猎活动,相对于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来说,满族女性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程度相对较高。这一性别观念特征也是构成满族文化系统的重要质素。而子弟书对女英雄形象的重塑也体现出满汉文化融合的历史内涵。     

价值观念转变的背后——略论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演变下的明代商品经济发展

价值观念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一个时代发展的各个方面。根据马克思"物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明朝人的价值观念由"重农抑商"向"工商皆本"的转变,正是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明代向经济主导型社会过渡的历史变迁。     

女为悦己者容:中国古代女性服饰表征与审美取向

抛开表象化的外在因素,从男权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服饰特点和审美取向,通过对典章史籍的资料搜集与整合,发现古代男权社会影响下女性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女性对男性特殊的依赖与屈从。这种依赖与屈从,主要体现在内在心理上无条件地服从与外在服饰审美上的取悦,并深受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古代女性服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己悦者容"的独特性,而更多的是"悦己者容"的迎合性、趋同性、规则性和哲学性。审美取向则是由社会制度的阶级化、道德化、哲学化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