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城市生活方式: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动因

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如果对城市进行文明进化的评估,城市化不仅指都市空间的扩展和建设,也伴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文明化。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的城市象征和现代都市生活的源头与核心,其发展历程可以窥见人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建构理念,即以现代化、西方化及其融合一体的生活方式作为现代文明人的标准。上海近代生活方式的文明化是新生活运动、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华洋混居带来的慕洋生活方式、知识界的宣传教化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塑造的。对此进行探讨,有助于推动当下城市生活进一步文明化,也为民俗学的城市研究拓展领域。     

城市民俗的多元化特征

传统的民俗学一直将乡村民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城市民俗则较少关注与研究.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认为,民俗是乡村生活的产物,文明则是城市生活的产物,而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将是传统民俗的消失.承认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亦在生产着自己的民俗并将都市民俗学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本文拟以乡村民俗为比照,探讨城市民俗的多元化特征.     

范·根纳普及其《通过仪礼》

一 1936年，在《民俗学与通俗读物》一文中，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杨垄博士曾这样介绍法国民俗学家汪继乃波氏民俗学的定义：“民俗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特别以乡下人与乡村生活以及工业与都市环境内所遗留的乡村生活之遗迹为对象的”（杨垫，1936：7）。同年，杨成志在其文章中也提到民俗学的这个定义，并指明该定义说明了民俗学的“目的不仅限于历史，却在其直接的研究”之内涵（1936：2）。     

读《济南城市民俗》

现代民俗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曾经历过两次最重要的嬗变.最初,是以民俗学创始人英国的汤姆斯为代表的"古文化残存物说";尔后德国、日本的学者将"民"扩大到"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日本·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将"俗"拓展为寄寓着"国民的理念"(德国·黎尔)的活世态生活相,因而他们的研究仍局限在农民、渔民身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邓迪斯指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传统观念是荒谬的,在诸多学者的倡导下,民俗学遂逐渐由"乡民学"转到"人民学"上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学界这一新动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曾说过:"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我国的第一本都市民俗专著却是30年后的今天,才由几位山东民俗学者联袂推出.手捧这本<济南城市民俗>,自然不胜欣喜.     

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然而,对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的考察却表明,现代技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然存在,一直被隔离于"遗留物"研究,乃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研究之外。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应当将现代技术归其本位,做一种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的"看家本事",对民俗志研究者、被研究文化主体、田野调查及文本呈现的讨论,可以为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带来一些可能的切入点。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佳作赏析 《邻里东京》

作为研究日常生活模式的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就因过多关注乡民传统生活与口头叙事而给很多人留下一个片面的印象：民俗学者就是传统“遗留物”的拾荒者。现代民俗学者已将眼光从过去转向了当下,认识到民众生活的任何传统样式都是人们对现实生活做出的策略性选择,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

以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之久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市化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巨变等为背景,当代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和大面积的"生活革命"。普通国民以衣、食、住、用、行等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持续地处于变迁和重构状态,新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已经初步确立并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生活革命不断改变着一般国民之日常生活的基本形貌,新的现代社会的"日常"也在不断地得以形塑和刷新。通过对当代中国已经、正在和即将发生的生活革命进程的初步梳理,笔者尝试为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型提示明确的方向:亦即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

通过关注村落社会,中国当代民俗学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普通村民日常琐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民俗学拓展理论空间的一种路径。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东京梦华录》习俗研究的价值

《东京梦华录》是一部优秀的民俗学专著,在我国民俗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书中描写了大量北宋时期的城市民俗,极具代表性,并且自成体系,其主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考察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对发展旅游经济的参考价值、将政治因素纳入民俗学研究范围的价值、维护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以及对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价值。对这些习俗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

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的一种潜在共识,但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中的妇女问题研究仍没有被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行探讨,妇女问题研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依旧晦暗不明。以歌谣与妇女研究为中心来分析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妇女问题研究的整体取向及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会注意到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与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中,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从歌谣中发现了乡村妇女。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文学,认为由于未受礼教的熏陶,乡村妇女的文学在形式上质朴自然,不受咬文嚼字之累,在内容上更敢于表达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问题,认为乡村妇女歌谣中所吟唱的是受传统家族制度压迫的悲惨生活,歌谣是妇女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无论是对妇女文学的赞颂还是对妇女问题的揭露与批判,研究者都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所建立的一套礼教制度,妇女问题成为其批判儒家伦理纲常、参与社会改造的浪漫主义路径。     

当代中国非遗研究热的冷思考

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虽都关注民俗文化,但是二者的研究性质和目的不同。非遗研究是工作性质,以改进文化保护策略为目的,而民俗学研究是以认知、理解、体认民族文化为目的。由于研究目的和性质的限制,非遗研究与当下民俗学已确立的整体的、实践的、主体的研究理念相脱节。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将自然遗产、考古遗产等非生活态文化的保护理念应用于生活态文化之上,呈现出忽视社区生活本位、缺乏实践主体观的倾向。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分工,与其学术视野差异有关,即非遗研究是“遗产视野”,而民俗学研究则是“民间视野”。当代民俗学研究还应关注文明转型进程中民众的生活变革和文化实践,以“文明进程视野”在中华文明的创新、转化进程中做出应有学术贡献。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与关怀的目标,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与发挥这种作用相匹配,民俗学应该定位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一发展路径,民俗学将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与表演理论的对话关系

鲍曼的表演理论,反思并改变了民俗学研究的眼光与方向,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从以"民间文学文本"为中心,向着以"表演性日常交流实践方式"为中心转变。中国民俗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发展,在关注"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方向上,有诸多与表演理论不谋而合的表现,这主要不是因为受到了表演理论的影响,而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学术反思与创新的结果。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既取决于它与本国社会发展进程血肉相连的关系,也会在与各国民俗学进行对话式的交流中得以体现。     

民俗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价值

虽然“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项的科学”,但我们不能把民俗学单纯地理解为是对民间传统习俗演变发展研究的学科。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本身的价值外,对人类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比较研究价值。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民族文物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传承性。虽然民族地区的历史跨度很大,民族起伏更迭较为频繁,但是由于民族地区在一定的特定地域范围内,生产生活方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变化不大,     

文献、田野与自我: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为例

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抑或是研究视角？尽管民俗学将研究对象界定在民众上,但是如果剥离开民俗学的概念体系这个外衣,民众的内容就是人。就人而言,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以其为研究对象,民俗学如何能够呈现出自己的研究特色？说得严密些,加一个限定词,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的人,那么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就不研究民间的人吗？如果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那么这个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又是什么？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还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是共通的,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就不能用方法来界定学科,至少对于民俗学是这样。     

说与写：杂吧地北京——天桥的叙事学

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民俗学,对老北京杂吧地天桥所进行的“说”与“写”,是将之置于北京古城的象征与焦点的污名化与正名的矛盾语境中的。与其他学科不同,民俗学基于诱发与共谋的口头记忆等材料,从天桥这个杂吧地和在其上谋生的人及其生计为基点来审视北京,重新发现一个“杂吧地天桥的北京”。由此,从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表明民俗学研突都市的可能,希望为中国民俗学找到新的生长点与核心竞争力。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