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民团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形成。民团在由“民间自办”到“官督民办”过程中,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进程与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格局,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NGO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作为独立于政府的社会自治领域的NGO,在中国存在的现状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由于NGO的存在,不仅关系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更是决定中国社会民间公益性组织发展方向和未来。     

“礼俗互动: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正>2015年5月22-24日,"礼俗互动:近现代巾国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来自英国、日本、香港、澳门、北京、上海、浙江、贵州和山东等地近30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中国社会的礼俗互动传统及其近现代重构问题,从民间自治、民间信仰、礼俗社会、社会变迁下的礼俗互动等视角展开研讨。学者的演讲报告包括:科大卫、贺喜(香港中文大学)《秘密社会的秘密:自我合法化与其在中国社会虚拟的影响》,李     

姻亲关系和乡邻合作——上海郊区张泽镇两个村庄的案例

各地的农村中,作为乡邻的家庭之间结成怎样的合作关系,有哪些与此相关的象征性行为与价值观念,大体上属于基层社会自治方面的习俗,均可反映出家族、乡里组织和亲属级别等制度实际存在的状况。在调查一些地方的民间自治组织时,可能会遇到村落共同体或家族的制度都显得松散而不完整的情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地方就一定缺乏乡邻合作与民间自治的传统;     

梅县松源镇郊王氏宗族与龙源公王崇拜

传统社会,由于国家的统治机构只到达了府县一级,府县以下基本上是实行乡村自治。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宗族为单位,并且在乡村社会,宗族又与神明崇拜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割舍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考察、诠释地方宗族与神明崇拜活动无疑是我们认识客家乡村社会的主要楔入点。2000年8月份,笔对松源镇郊的圆岭、田心、寺边、五星四个村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重点考察了该区域的王氏宗族的发展历史及区内的圩市贸易与民间信仰等诸情况。     

礼俗互动传统中的顾炎武风俗教化观及其现代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建构了传统社会的统一性。顾炎武的风俗教化观是传统"礼俗互动"的缩影,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风俗是全民性的,论世必考其风俗,历史兴衰与风俗美恶联系紧密。整顿风俗必然要以礼乐教化为纪纲,"民德厚而礼俗成"是其风俗教化观的主要宗旨,其风俗教化观对当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新格局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方兴未艾,传统礼俗的现代性转化及其互动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挥这种本土思想资源在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上的社会整合功能,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     

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研究

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对保甲组织的取代及其对社会的整合作用 ,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民主自治思想在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表明我国基层社区控制的主体由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和家族宗法组织逐步转化为现代社会中的平民阶层和民主自治组织 ,为实现从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村民自治与农村法治社会的相生与互动

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社会生长的体制基石,它不仅为农村法治社会的生长提供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利益协调机制,而且有利于培育作为农村法治社会主体的现代公民。同时,法治社会为村民自治发展提供了适宜的人文环境。它不仅为村民有序参与提供内在保障,也为村民自治精神的发育提供土壤,更为村民自治良性运行提供主体性保障。实现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社会的共生与互动,不仅要优化村民自治制度,也要培育农村社区法治文化,更要增强政府推动力,促进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文化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的传统民间信仰

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一个并不陌生的话题。从字面来看,信仰,即意味着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的指南或榜样。根据传统的、当今社会的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意即指那些在民间广泛存在的、属于非官方的、非组织的、具有自发性的一种情感寄托、崇拜以及伴随精神信仰而发生的行为和活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将传统民间信仰视为封建主义的余孽大加鞭挞和批判,传统民间信仰一夜之间就变得无影无踪,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信仰环境的宽松,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活跃的社会现象…     

抗战前后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转变——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揭示了从大萧条到战后初期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重大转变和战后初期侨汇运营实态。大萧条使中国从货币银本位进入纸币时代,此后,侨汇汇兑经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战时的特殊环境,使民间侨汇运营体系进一步衰落和中断,官方银行主导和垄断了侨汇运营。官方银行为主的侨汇运营体系不仅强化了官方银行对民间金融的控制,也加强了乡村自治机构的控制能力。战后官方银行运营能力的不足及其繁琐的领款手续,使侨汇兑换令人望而生畏,这和通胀压力一起催生了广阔的侨汇兑换的"中间人"市场,而国家控制能力的强化使"中间人"随时可能成为侨汇的"冒领者"。     

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

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表明,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其具体的运作则具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同时,边区民间传统借贷的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从结构制约到志愿参与:民间信仰公共性的现代转化——以一个珠三角村庄为例

传统民间信仰依附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其公共性带有总体性和强制性色彩。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个人意志的公益性志愿参与逐步取代强制性结构因素,成为民间信仰公共性的主要来源。一个珠三角村庄的个案研究显示,尽管民间信仰进入个人选择的领域,但在对社区共同体的渴望、民众责任意识增长、转型社会对新型公共空间的需求、集体经济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继续保持活力,以及传统价值观对社群的重视等因素影响下,民间信仰传统的公共性逐渐向现代型公益慈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社区归属与认同必须通过行动持续"再生产",而且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价值观也得以成长发育,促使民间信仰成为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文化资源。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浙江省历史上地方自治回顾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州县乡镇已普遍存在。虽然各地自治遭遇各种顽固势力的抵制、扼杀,但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浙江地方自治的发展准备了政权基础,推动了浙江省议会的成立和自治法律的颁布,探索了城镇乡的基层社会自治,对民间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即从浙江省自治制度的演变和基层自治实践角度着手,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作一简要回顾。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从政治宣传画到旅游商品——户县农民画：一种艺术“传统”的创造与再生产

通过追溯户县农民画的缘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集中讨论了农民画这一艺术传统的生产、消费和再生产机制。作者依据对实证资料的分析,指出农民画作为一种政治宣传艺术内涵着各种悖论,新时期农民画以多种路径经过重新的定义和解说实现了朝向现代民间绘画或民间艺术的转型,这为农民画赋予了新的活力。在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新农村的同时,农民画也被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旅游产业卷入其中而成为旅游商品的一种,这导致农民画产生了新的悖论。户县农民画得以和当地其他民间艺术品相提并论,成为当地一种文化资源甚或土特名产,意味着农民画的地方性及其描绘的农村生活与民俗风情成为最重要的卖点。对这些有关农民画的实践活动及其复杂过程,不妨采用全球在地化的理论观点来阐释。     

略论社会秩序构建视域下的乡规民约——以福建的乡规民约为例

正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不仅包括乡村社会之规矩,亦包括民间群体(作坊、商社、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等)之约定。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乡规民约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天然关系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     

中国民间图案的艺术美

我国民间传统艺术图案是中华民族图案的精华。本文主要从民间传统图案的造型和色彩两个方面,对它的艺术美规律进行阐述。这些民间图案不仅在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中也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