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述评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研究者极为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科研环境的优化及相关史料的涌现,关于"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对"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回顾与评述,将有助于"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     

关于"南关外期"文化的几个问题

南关外中、下层应为同一时期的地层堆积.南关外遗址最具特征的鬲式鼎、素面斝、素面爵等陶器来源于湖北盘龙城遗址.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冈文化时期盘龙城与郑州商城的关系密切,两地遗物互有发现.郑州南关外发现的带有浓厚湖北盘龙城因素的遗存,是外来文化融入郑州地区商文化的一种表现.     

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作为一个时期和社会运动的“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95 年,谢春涛发表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一文,就学术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 90年代中期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本文拟就1995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新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篇幅及本人视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参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跃进”的有关学术论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资料综述和回忆,     

晚清"团练大臣"研究的省思

咸丰朝以降,作为清廷谋求增进团练功效的产物,"团练大臣"始终与王朝危机相随而行,承载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动员(办团)和社会控制(防剿)的使命。作为深化团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团练大臣"的活动及其对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不但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对抗态势的演变,亦将推进对咸同时期官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从而为深入体察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鉴于今人对于晚清"团练大臣"的认知与其历史角色颇不相符,有必要系统梳理和评述中外学界的"团练大臣"研究,并就如何推进从史料和方法上提出若干思考,期能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借鉴。     

趋向与问题——近4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近4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的最大变化,是从封闭到开放,从自说自话到融入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在提供大量扎实的研究成果的同时,研究内容、选题亦丰富多彩,但在理论创新方面亦有不足。     

关于宋官窑研究的几个问题

宋官窑研究是当前古陶瓷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回顾了宋官窑中部分窑场的发现经过,对宋官窑所包含的窑场、官窑制度、官窑瓷器的理论研究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宋官窑研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关于四川三台出土“官”款白瓷的几个问题

作为10世纪前后北方窑场出产、且属当时社会高档用瓷的“官”款白瓷器,在四川地区的出土极为罕见,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本文根据四川三台出土实物,结合各地的相关材料,对这类瓷器的时代、窑属、使用情况及“官”字的含义作了探讨,并分析了四川地区所出“官”款白瓷的有关问题。     

法门寺文物研究的几个问题

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是法门寺研究的基础,几年来在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回顾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述评方法得失,对提高研究水平,扩大影响,繁荣学术事业有积极意义。 《物帐碑》的分类与帐、物勘对 韩伟先生在《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一文中认为“除去重量统计粗疏外,物帐与实物有４种不符合情况：１、有物无载５５件;２、有载无物７件;３、载少物多３件;４、载多物少５件”。出现误差原因,第一、有物无载者,主要是地宫封闭之时临时供奉的。“其二、盛放影骨的供养器,多有物无载”。其三、曾盛放过佛指舍利的器具…     

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提出了有关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一,对中国古代文明中相关文化的崩溃和消失现象应该予以重视和研究;第二,在古代文明研究中要注意“中国”概念的形成和使用问题, 对一些基本概念要进行分析,对“中国”观念认同的形成及其所包涵文化的融合和变迁进行了研究; 第三,利用“集体记忆”理论,对炎黄传说形成过程及其本质作了初步分析,结合疑古派成果,认为将炎黄传说作为史前古史框架使用应慎重考虑。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论"研究日本"

"研究日本"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研究内容,其二是研究方法。"研究日本人的生活方法"是研究日本的主要内容;采用学科交叉并客观地再现日本人的赓续活动是研究日本的主要方法。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

以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为标志,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在理念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这项对既有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再认识有助于人们近一步廓清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轨迹。     

关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边疆的界定问题 ,在 2 0世纪 90年代以前 ,我们往往只提陆疆 ,在这以后有所改变 ,增加了海疆的概念。我们在观察边疆地区的时候一定要历史地看 ,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延续性和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边疆的重要战略地位不仅体现在边疆地区是国防的前线、改革开放的前沿 ,还体现在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大众传媒与日本当代文学——以梦枕貘的《阴阳师》系列为中心

后工业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学传媒化、商业化、大众化的趋势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的走向与未来.大众传媒不仅是文学的工具,它也是文学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梦枕貘<阴阳师>系列的个案分析,阐明日本当代文学和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历史研究有“经世致用”、“智识兴趣”、“人类自我认识”这三类基本目的,它们又各自导致种种优劣有别的不同史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决定了宏观思考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史事探究达到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揭示历史的深层含义,与此相关,理论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有优越的启示、梳理和升华功能,并且对于历史经验和教益能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历史思索和论说的理论化包括(1)现成理论的连贯的运用,(2)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成熟和高超的理论化是隐含的而非明示的,有机的而非教条的,倚重经典方法而非滥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特别是经世致用,使当代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满洲""新京"时期日语文学杂志钩沉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逐步蚕食进攻,乃至占领全东北。此中伴随着日本殖民政权对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侵略而导致对文化的强力管制。大批日本移民的涌入,使数百种日语杂志应运而生,其中发刊的日语文学杂志,从某个侧面如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其文化统治政策和日本民众的殖民心理。     

论泉镜花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泉镜花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他独辟蹊径,于19世纪末期开辟了日本“观念小说”之先河,尤其是他以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以及具有独创性的精湛语言艺术独树一帜,对日本近代文学影响深远。但在其有生之年因非主流作家而备受冷落。而近三十几年来,日本文学界对泉镜花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再评价,确立了泉镜花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超越了时代的杰出作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