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和江师范。1947年入我党领导的香港达德学院学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包产到户”第一人传奇人生

一提起“包产到户”,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因为那里是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并为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省偏远山区小县的芦山县,就有一个当年才18岁的小青年主张“包产到户”、屡屡上书毛主席而被错误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两次以死捍卫真理,在牛棚里一蹲就是20多年。如此坎坷的人生苦旅,爱情之路自然也不平坦。在2001年的元旦前夕,笔专程赴四川省芦山县采写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富庶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引起轩然大波

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包产(干)到户的冲击波,20多年来一次次地冲击着我国原已僵化了的集体经济模式。斗争,失败;失败,再斗争。直到1980年中发75号文件,才正式为多少年来视若异端的包产(于)到户开出了第一张“通行证”。但“通行证”仍被严格地限制在全国贫穷落后地区使用。据农业部门统计,其时,全国贫穷落后地区有两亿人口,只占十亿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纵然如此,这冲击波也是巨浪排空,声震神州。     

华国锋最先为包产到户开口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风起云涌。许多文章和传说,都认为是三中全会提出了农村改革。究竟是谁,首先在中央一级为包产到户开口子的呢？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杜润生有一个总结讲话,他说：＂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比如包产到户,三中全会是‘不准’,四中全会是‘不要’,31号文件是‘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75号文件是‘三靠地区可以搞’。     

杜润生 包产到户一锤定音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管窥第三次包产到户兴起的历史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3次包产到户。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1959年,第三次是1961和1962年。第三次包产到户规模大、范围广、发展迅速,涉及我国10多个省区,并且还带有初步的理论色彩和有组织、有计划推行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从其一兴起就极为明显。那么,第三次包产到户兴起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本文拟对此作一历史考察。     

邓子恢和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试验

1972年12月,邓子恢在北京医院病情恶化,陷入昏迷状态。生命垂危之际,邓子恢喃喃细语:包—产—到—户—没—有—错!邓子恢为何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1998年盛夏,杜润生、朱厚泽等一批党史和农村问题专家,来到浙江省永嘉县,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生在这里的“包产到户”试验,进行考察、研讨,最后形成一个共识:1956年春,在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全国农村最早发生,并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行,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改革实践。     

山南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前前后后

1975年4月至1980年10月,我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任区委副书记,1978年初开始负责区委的日常工作。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肥西山南实行包产到户30周年。我作为当时包产到户的具体实施者和组织者之一,回顾往事,仍历历在目……     

跨出第一步好艰辛——回忆原六安地区关于包产到户的两次讨论

君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农村问题历来是中国的根本问题。1992年,万里在谈及那场起源于江淮农村的改革时,深刻地说:"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可谁知《跨出第一步好艰辛》,《安徽日报》资深记者翻开发黄的笔记,向你讲述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发源地六安地区那一场场牵动上下的争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合法地位缺失的多维分析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及相应的重大决策对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兴起,但最终都沉寂下去。究其原因,从理论角度分析,包产到户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相应的支撑;从经济角度分析,包产到户“有悖”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从领导决策因素分析,包产到户没能取得全党特别是最高决策者的认同。     

甘肃陇西实行包产到户前后

1977年4月,组织上派我到甘肃陇西任县委书记,让我有幸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陇西实行包产到户的艰辛历程.如今30多年过去了,当年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时群众的积极拥护、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基层干部顶住压力支持改革的画面依然清晰如昨.     

马寅初与“包产到户”的一段情缘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及所遭受的错误批判,早已家喻户晓。可马先生1962年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并与被毛泽东批判的一位“单干理论家”之间,有着一段堪称佳话的情缘,可能就鲜有人知了。     

“包产到户”北京推行遇阻

一、北京农村改革阻力重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实行“包产到户”（即所谓“单干”）的是安徽风阳小岗村,时间在1978年11月。实际上,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所探索。在北京,早在1964年,北京郊区怀柔县汤河口公社东帽湾大队,对社员果永才一家就实行了“包（山）沟到户”的政策,“单干”15年,粮食产量增加21倍多。     

“包产到户第一人”的风雨人生路

1955年秋,刚参加工作两年、不到18岁的吴明玉提出了“包产到户”,结果成了右派、反革命,被送进监狱;1979年,落实政策的吴明玉重新参加工作。 1980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制恢复,42岁的吴明玉当选为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28年过去了,70岁的吴明玉依然是人大代表,从第八届到第十五届,一届也没有少。他说：“在我的人生履历中,前20年,我追求理想;后20年,我追求民主。理想和民主伴随我这一辈子。”     

包产到户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

196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毛泽东视之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导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过度忧虑。毛泽东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止住了党内的争论,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笔者梳理了亲历者的回忆录、原始档案等资料,试对包产到户引发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之间的关联做一揭示。     

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1958年秋,在联乡并社的基础上,全国建立了2万多个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征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由此延续了20多年的时间。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极大地冲击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并最终导到了公社的解体。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些研究。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

记者：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您担任副主任,您算是又回到农口了。中央调您有什么考虑吗？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党中央为什么能制定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萌芽?这些都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分不开。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则始于大革命时期,本文试就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