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及其《尚书》学研究——以《经义寻中》为中心

宗经阐经作为桐城派古文创作和批评的核心,一直以来都被桐城派学者奉为圭臬。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1835—1890）在经学研究方面常为人所忽视,有《尚书文义》《百子辨正》《读史臆说》等著作传世。《经义寻中》是杨琪光读经笔记,论述既有古文风范,又发汉宋诸家所未发,尤其是对《尚书》篇章的品读。《经义寻中》从文章学角度品评了读《尚书》之法,其中“道”“德”“气”概念的运用是古文法与经学融合的体现。     

试论杜预的“《左传》癖”

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写成了《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其实 ,杜预读《左传》成癖 ,主要原因是《左传》以礼治国、从政务实、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法制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作者兼有儒、法、兵家思想 ,但以儒家思想为主 ,杜预也是如此。他为《左传》作注 ,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即“立言”和“立功”的统一     

《清史稿·顾祖禹传》纠谬一则——兼考清初“三大奇书”之名实

民国初年所修之《清史稿·顾祖禹传》乃由清国史馆所著《顾祖禹传》删削而成。在叙及对顾氏《读史方舆纪要》之评价时,脱去一“世”字,使传文由“世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变为“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从而顺势将前叙之魏禧作为“三大奇书”称谓之发明者。又考学界对于清初“三大奇书”之使用,其内涵除《顾祖禹传》所定义外,另有三种说法,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吴仁臣《十国春秋》,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马骕《绎史》,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皆于史无明征,多为后世学者因文献中有类似记载,便轻下论断而未能切实追索所致。     

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

孙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他在军事史上有重要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谋画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还因为他有《孙膑兵法》这部不朽的著作,在军事理论上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本文拟就《孙膑兵法》中的战略战术思想作初步探讨。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他的军事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作战指导上,孙膑强调“必攻不守”,在战术上,孙膑强调“胜不可一”。具体言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料敌计险,必攻不守     

魏徵生地质疑

唐初著名政治家魏徵生于何处,历来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魏徵本传》说他“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徵,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新唐书·魏徵传》说他是“魏州曲城人”。近现代人编著的史书分歧意见更大,张(木为)辑《唐文选集》称魏徵“巨鹿人”,《名人大辞典》称魏徵“曲城人”,而《辞海》“魏徵”条却载:“魏徵,唐初政治家。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新选唐诗三百首》又称魏徵是“巨鹿下曲阳人”,其根据是《北史·魏长贤传》有“魏长贤为巨鹿下曲阳人”的记载,魏长贤系魏徵之父,其父生于此,其子的籍贯亦当是此了。无论近现代人的意见怎样分歧,最有说服力的当然应该是古代     

谈“丘”与“邱”——读史树青《邱逢甲自书诗轴》

读《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载史树青学长《邱逢甲自书诗轴》,颇多启示。因《岭云海日楼诗钞》题作者名为丘逢甲,而“自书诗轴”署名为邱逢甲,故文中谈到姓氏问题,他说: 关于邱逢甲的姓氏,近年一般人都写成“丘”,从这件手迹看,署名作“邱”。此“邱”字作为姓氏并未列入简化字,古与“丘” 通用,但在姓氏中,“邱”与“丘”是有区别的。所说在姓氏中“邱”与“丘”有区别,是也。但言尚有未尽,特为补述求教。 《尔雅》有释“丘”篇,《说文解字》“丘”、“邱”并见,古文作业。古代以“丘”字为姓者,复姓中有左丘、吾丘、龙丘、丘等。如左丘明,是相传《左传》的作者;汉有吾丘寿王,《汉     

《左传译文》纠谬七则

《左传译文》纠谬七则陈恩林《左传》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是人们了解先秦时期典章制度、名物故实、社会思想及习俗风貌的必读书籍。但因它文辞古奥,不易索解,所以近年随着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展开,出了多种《左传》今译本,给广大文史爱好者学习古代文化带来了方便。在...     

何兹全著《三国史》读后

何兹全著《三国史》读后蒋福亚何兹全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达６０余年,硕果累累,尤精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新近出版的《三国史》,全面、系统和深入地阐述了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学术思想等内容,是我国断代史研究著述的可贵成果。何先生称其《...     

荀悦《汉纪》在史论方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自从《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史书而有评论,即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历代的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史论的撰写。一部史书的史论,往往是其作者写人记事的点睛之笔,是其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我国古代史学,如同他在史料编纂方面有其特点,有其发展过程一样,在史论撰写方面,也有其特     

寝戈考

《左传》所载名物，多有不可识者。本文以出土实物考证《左传》所载“寝戈”的特点与用途。戈是古代各兵种作战中常见的进攻型武器，戈的形制根据兵种的不同和实战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左传》所载寝戈，属小型贴身自卫的武器，自然在形制上与徒戈和车戈等实战用戈有明显区别。     

炎黄文化在海外

《孙子兵法》与海湾战争 陈雄在海湾战争中,“飞毛腿”、“战斧”、“爱国者”各类导弹令关注这场战争的人们大开眼界,然而更令人瞩目的是美军和伊拉克军队都使用了比导弹更具神奇威力、被誉为“无声导弹”的武器,这就是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在战争中,双方在攻防中均以这部中国古代兵书为最高指导原则,既斗勇。也斗智,既打军事仗,也打外交战,演出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活剧。 《孙子兵法》让我国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对我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孙子为春秋末期齐国人,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他所著的这部兵书共十三篇,运用简洁…     

邿国地望新探

邿国为春秋小国,见于《春秋左传》凡两处：《左传·襄公十三年》：“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左传·襄公十八年》：“乙酉,魏绎、栾盈以下军克邿。”关于邿国地望,历来有几种说祛。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宁邿堆。《左传·襄公十三年》杜预《注》：“邿,小国也,任城亢父县有邿亭。”《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和《水经注》对邿的地望的记载与杜预一致,后来史志也多遭此说。如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谓：“今济宁州南五十里有亢父城,又有邿城在州东南。”另一种说法认为在今济阳县境。《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     

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开放政策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唐代是一个承先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隋唐文化源远流长,犹如汇聚百川的大河,气势磅礴,奔腾向前。了解隋唐文化的特点,首先要追索其本源。这个本源就是商周秦汉文化。商周青铜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量的青铜器用于祭祀,大量的青铜兵器用于战     

论《左传》预言

《左传》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成书年代早,材料来源可靠。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对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有所了解,主要就是依靠《左传》。《左传》里有很多预言,有的是预言当时的事,有的是预言几十年后的事,有的甚至预言几百年后的事。这些预言大多奇验,其总数在一部《左传》中当以百计。自古以来,凡治《左传》的学者,对     

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功臣——广东人陈钦陈元父子

一般的意见认为汉人刘歆是奠定《左传》学的元勋。那么,当时的陈钦、陈元父子俩对促进《左传》学的发展来说也贡献颇大,堪称是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大功臣。 《汉书·刘欲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说《左传》是由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左丘明最先编撰的,因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对孔子所撰的《春秋》经文有所解释,故它又被视为解经之作。西汉时著名的解经之作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具属今     

试论魏源诗文中的爱国思想

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学者、诗人、思想家和改革开放的先驱者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他积极“读史筹边”,并曾亲赴前线参加抗英战争.他奋笔著述,留下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的不朽诗篇,并写出了中外史学史上第一部鸦片战争史《道光洋艘征抚记》,编撰了总结鸦片战争经验,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惊世“奇书”《海国图志》.他还把澳门、香港作为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窗口,曾亲往澳门、香港实地考察.     

点校本《读史方舆纪要》评介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历史军事地理学著作,向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之列入兵家,梁启超也认为此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点校本《读史方舆纪要》,上市半年多,全书即告售罄,再次表明了学术界对此书的重视与需要。新版《读史方舆纪要》全书一套12册,点校者为贺次君和施和金,这项工作最后主要是由施和金教授完成。施教授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后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张舜徽先生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具备优异的历史文献…     

何兹全先生访问记

1989年12月16日,我们拜访了何兹全先生。何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何先生向我们谈了他的治学道路,治学感受,并对史学的重要性,史学界的现状谈了看法。何先生在学术上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正象他引用古人的话那样:“择善而固执”。解放后,何先生从海外归来。长期以来,他除教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等课程、培养研究生外,还一直兼任系行政工作。在教学与工作双重重担下,著作不断问世。五十年代他出版了《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秦汉史略》,六十年代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八十年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实际上却互相渗透,《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文献通考》三题

一、《文献通考》的“先公曰”和马廷鸾的史学思想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这段话说明马端临深厚的家学对他的重大影响,他能写成《文献通考》和他父亲马廷鸾的教育分不开。研究马廷鸾的思想对理解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很有必要。马廷鸾的主要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这部著作和另外的一些作品都散佚了。清朝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内中有诗文二十三卷,《读史旬编》一卷。依据一卷《读史旬编》和一些有关的诗文,研究马廷鸾的思想是很困难的。而《文献通考》中近三十条的“先公曰”文字,反映出马廷鸾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看法,是直接影响马端临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