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梵宗楼文殊像考

梵宗楼位于故宫雨花阁一区的西北角,是紫禁城中的佛堂之一。梵宗楼为"雅曼达噶坛",是祭祀大威德的坛场。一层主像是文殊菩萨铜像,为轮王游戏坐姿,姿态放松自然,左手按台座,右肘搭在右膝上,面容微怒。此文殊像体量巨大,制作精良,造型在清宫的文殊像中极为少见。作者从风格和图像学两方面,分析了这尊像的身份与特征,尝试探析其出现于皇家佛堂的原因。     

吉几

大威德怖畏金刚,梵名阎曼达嘎,藏语称“吉几”,意为降阎魔尊,又有怖畏金刚、阎罗敌、六足尊明王、牛明王等称谓,是藏传佛教密乘无上瑜伽中的主要本尊神,在藏密中被视为文殊菩萨的教令轮身忿怒相。按密宗义理,五方如来可显化为五菩萨,而五菩萨又可以显化为忿怒威猛的五明王。大威德金刚即为阿弥陀佛化显之五大明王之一。     

智慧之神文殊

名号文殊菩萨(Majusri),全称“文殊师利”,又译作“曼珠室利”。文殊是外来语,因文殊为“妙”意,“师利”为“首”、“德”、“吉”等意,故亦译为“妙德”、“妙首”、“妙吉祥”,藏语称“江白央”。在佛教中文殊被视为智慧之神。文殊通常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左胁     

新津观音寺壁画

圈一、佛贤善首菩萨每 ‘一》 0 圈三、文殊菩萨图五、清净慧菩萨图二、普觉佛菩萨囤四、圆觉菩萨图六、飞天“天女散花”新津观音寺壁画     

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

一、新样文殊的来源及其流传一九七五年十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将莫高窟第220窟的重层甬道整体搬迁,使底层完好的壁画重见天日,为我们研究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素材。新剥出的甬道北壁正中,绘文殊变一铺,两旁为“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和“南无救苦观世音菩萨”各一身。文殊变的下方有发愿文一篇,其词曰: 1清士弟子节度押衙守随军参谋银 2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旅

在中国的各大名山中,山西五台山曾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曾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曾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曾是地藏菩萨的道场,故称之为“佛教四大名山”,明代起就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之说。     

菩萨原本就是女性吗？

今日我们所见到的菩萨像几乎全部是柔眉善目、面容慈祥的女性形象,但在佛教经典中菩萨多被记录为男性出身。如文殊菩萨是合卫国婆罗门大长者之子,观世音菩萨曾被描写为“勇猛丈夫”,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也以菩萨为号。     

印度帕拉时期的文殊菩萨造像

<正>印度的帕拉王朝,是佛教美术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佛教造像在印度最后的辉煌。佛教中的许多尊神,在此时大量出现于美术作品中,文殊菩萨即为其中之一。由于国内对帕拉时期文殊像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欠缺,导致帕拉时期的文殊菩萨常被误认为观音,或者被冠以莲花手菩萨之名。本文在此简单介绍帕拉时期文殊像的特征和风格,希望对辨别文殊像的种类和时代有所助益。文殊菩萨,梵文称Ma?ju?rī,音译作文殊师利、曼     

邮票上的供养菩萨

菩萨是印度梵文“菩提萨”的略称。“菩提”汉译是“觉悟”。“萨”汉译是“众生”或“有情”(一切有情感的动物)。用大乘佛教的理论说,凡是立志修行、求得觉悟的众生都可以称为菩萨。敦煌壁画、彩塑中的菩萨像千姿百态、种类繁多,但按佛教理论,依据菩萨的地位和职能,大体上可归纳为两大类:一、胁侍菩萨。是修行层次最高的菩萨,其觉悟将等同于佛陀的觉悟。在没有成佛前,常侍佛陀的身边。协助佛陀弘扬佛法,教化众生。每位佛陀都有两位或几位胁侍菩萨。壁画上经常画的是“八大胁侍菩萨”,即释迦牟尼佛的胁侍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阿弥陀佛的…     

清宫中正殿及其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

中正殿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宫花园南,以它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了10座藏传佛教建筑,纵轴布局以昭福门为界分成两院落,成为紫禁城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建筑局,总称为“中正殿”,它们分别是中正殿、中正殿东西配殿、淡远楼、香云亭、宝华殿、梵宗楼、雨花阁、雨花阁东西配楼,共计10座,是紫禁城内全部由佛殿组成的建筑群。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

1881-1892年,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政府官员,一致主张联络罗马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稳定中国基督教局势。总理衙门采纳这种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却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扰而未能成功。1892年后,清政府官员对联络罗马教廷的主张发生分化。陈其璋等人建议继续实践,而薛福成等人则认为不能将解决中国教案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教廷,主张另辟蹊径。总理衙门的意见与薛福成等人相似,自1896年后放弃与罗马教廷建交通使的计划。19021906年,吕海寰等官员发起建议联络罗马教廷的新高潮,但清政府未予采纳。     

对清代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的再认识

在清代服饰研究及实物辨识过程中,人们一般根据《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记载清代服饰典制的文献,把八团彩云金龙纹样认定为清代后妃吉服上的专用纹样,并进而以之作为区分清代皇帝和后妃服饰的重要标识。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清代服饰实物、清代宫廷绘画中的服饰图像以及清代文献中相关的记载等直接或间接的资料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这一认识存在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事实上,八团彩云金龙纹并非清代后妃服饰所专有的纹饰。清早期,皇帝也曾穿用过饰八团彩云金龙纹的吉服,这种男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与女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存在着明显相异的形制特征,并有其特有的始创、演变和消失的历史发展过程。     

清朝宝泉局机构沿革新考

本文从明朝及清朝关外时期开始,对宝泉局的地位和天命年间铸钱时间进行了新的考证,并找到清朝关外时期从朝鲜进口铜矿的史料。考证了雍正年间在宝泉局一厂外多设四厂的原因,并对五厂的功能加以分析,同时对"宝泉分局"的历史概念进行辨析;最后对以往没有解释清楚的宝泉局撤销时间加以探讨。     

明清以来虞山绘画流变考

元代画坛大家黄公望的山水画风及精神修为深受明清江南士人的推崇,明清两朝的虞山绘画也深受其影响。但自黄公望之后,明代虞山再无大家出现。而有清一朝,以王时敏、王翚为首的画坛因崇尚摹古画风而丧失了创新进取的精神;加之在社会风气影响下,文人情怀也由淡泊转向趋利,这些都导致虞山画派日趋没落。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     

清代大高殿维修与使用的文献记载

大高殿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是明代皇室、宫官婢女演练道教科仪的场所,也是明清两代皇帝祈祷上天、求雨祈晴的地方。清朝统治者采取儒、道、释并用的政策,注重对大高殿的利用,尤其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等朝,屡次对其进行修缮,以备皇帝亲诣拈香。本文对清代的常修、大修及八国联军对大高殿的破坏等档案史料进行梳理,并进一步阐释了清王朝对之的使用和管理。     

后金天聪汗蒙古文信牌

本文通过比较后金天聪汗信牌实物文本、档案及《清实录》记载,对清入关前起用信牌的具体时间、背景及信牌内容做了简单地考释,以补实物、档案记载之不足,并试图纠正《清实录》中有关牌文内容的错误记载。同时阐明清朝实施于其所辖蒙古地区的区域法《蒙古律书》(《蒙古律例》)中的某些条文吸收了该信牌文的内容,使之进一步地法制化了。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一批清代藏传佛教殿堂,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极其珍贵的藏传佛教文物及与藏学有关的其他文物。这些建筑与文物是明清、特别是清代民族政策、汉藏文化交流及东西交通等方面的生动见证。以藏传佛教艺术为重点的故宫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整个藏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故宫学的重要内容。故宫藏传佛教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正逐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