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

辽代前期西辽河冲积平原上有许多较大湖泊 ,但辽代后期这些湖泊不见于记载 ,反映了辽代西辽河流域的湖泊与环境有很大变化。辽代独特的人文地理现象——“捺钵”制度 ,与西辽河流域多湖泊有一定关系     

辽代财产刑研究——契丹“籍没”刑及其相关问题试析

辽代“籍没法”是我国古代财产刑刑罚,是具有时代、民族特点的刑种,它和辽代政权中奴隶制残余有密切关系,既有现代刑罚中的共同性,也有它的自身特点,在中国古代财产刑中有许多长处,值得今天借鉴。这是辽代刑罚实践对中国刑罚学的有益贡献。     

满—通古斯语各族“穆昆”研究

我们每读《金史》,研究辽代女真社会,就遇到许多问题搞不清楚。其中就有:(一)辽代女真社会到底有没有氏族组织,是何组织,在何时、何情况下取代了它?(二)辽代女真社会的大家族公社叫什么名称,它与宗族有什么关系,它与“邑落”、“村寨”有无联系?(三)辽代女真社会的大家族公社具有怎样的内容与形式,它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占有什     

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

辽、宋两朝的交往是多方面的、频繁的.这对双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对辽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更有促进作用。辽代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和辽、宋双方相互交往有着密切关系。本来,辽代的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一项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正如述律后所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所以,畜牧业是继承契丹族的悠久历史传统,成为辽代前期第一重要生产部门。辽代农业生产可以远溯到辽朝建立以前,作为遥辇初期的军事统帅涅里已“究心农工之     

近30年国内辽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辽代城市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希望有益于辽代城市研究的深入。 一 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第二次文物普查活动的推动下,考古学界开始对辽代城址进行踏查,其后陆续发表了80余篇考证性文章,为我们了解辽代城市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为推动辽史研究,学术界还于1982年和1984年分别成立了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和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协会（以下简称“两会”）,并于1986年、1988年联合在阜新召开了“契丹史学术讨论会”,对辽代城市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辽代头下州探索

在契丹人所建的辽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京府州县,但契丹民族也因当时历史环境和本民族自身发展进程的需要,有所创造,于是出现了允许私人自建“头下州”的制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对于辽代的头下州,目前还未见学术界有更多的研究,有些问题未得阐发。笔者三十几年来先后对一些辽代头下州城进行过实地调查,对头下州的建置及其历史意义有些微小的认识,觉得辽代头下州的建立,对草原牧区的开发与文化的传播,有它特殊的地位。但辽代头下州文献记录残缺不全,甚为混乱,有必要加以整理,因此对上述问题,略作一些探考。     

辽陈国公主家世考释

1986年,在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发掘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一合“陈国公主墓志”,该墓志为灰沙岩质,呈正方形,边长87．5厘米。志文除证史、补史书阙如之功,也为我们弥补当前辽代皇家谱牒研究之不足,深入了解辽代皇族之婚姻、典封制度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

契丹罪人“稿索自缚 ,牵羊望拜”是与死葬有关的礼俗。辽代公主下嫁时皇帝赐与的“送终车”上所载之羊与辽朝皇帝死后灵柩发往墓地的路上所刑之“羊” ,是同一用途之羊 ,是送死者魂灵去辽代契丹人灵魂所归之所———黑山的灵物。辽代契丹人的这种葬俗 ,当是继承或吸收了乌桓人类似的礼俗     

《辽代铜镜研究》评介

《辽代铜镜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淑娟同志经十多年潜心收集、整理、研究而成。这是有铜镜著录以来第一部论述辽代铜镜的专书。辽代铜镜的研究一直是中国铜镜史上的一个薄弱环节,虽然著录古镜图录的书藉不断增多,但涉及到辽镜的却很少,因此《辽代铜镜研究》一书可以说是填补铜镜史的一个空白,可称得上是开拓之作。     

2003年辽夏金史研究综述

本文介绍 2 0 0 3年的辽夏金史研究概况 ,由于笔者所见有限 ,难免有疏漏。一、政治政制人物研究政治史。肖爱民《耶律阿保机“盐池宴”考辨》(《北方文物》第 4期 )指出 ,《新五代史》所载阿保机尽杀诸部大人的“盐池宴” ,实即《资治通鉴》中阿保机“设策复并诸族” ,《辽史》中设计降伏大、小二黄室韦的计策 ;“盐池”即辽代的广济湖 ,或称兴国惠民湖、大盐泊 ,今内蒙古东部的达布苏盐池。胡兴东《辽代后妃与辽代政治》(《北方文物》第 2期 )论述了后妃在辽朝政治中的作用及其社会基础。王德朋《辽代汉族士人心态探析》(《史学集刊》第 2…     

辽代佛像的鉴定

辽代是中国北方崛起的契丹族建立的国家(916年-125年),大致与北宋王朝相始终.辽代信奉佛教的程度与北宋相比应该更胜一筹,据《辽史》记载,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辽代佛教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点从咸雍八年《荆州神山云泉寺记》及《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等史料上也可以看出来,里面把辽代佛教发展的原因记载的极其深刻.记云:“佛法西来,天下相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贤.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唯恐居其后”为此,辽代寺院数以千计,遍布五京各地.     

奚族社会性质初探

奚族是我国北方有深远影响的民族,中外史学家早有研究,惟就其社会性质研究尚属少见。近读《民族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刊载的王玲同志“辽代奚族考略”一文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有的地方尚感到有不明确之处。本文拟就辽代建国前后奚族社会性质问题提出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志们。     

辽金元捺钵研究评述

捺钵是辽金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向为中外历史学者所关注。自 2 0世纪初叶起 ,日本东洋史学者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等首先开始了有关辽代捺钵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以考史、补史为主 ,取得了不少成绩 ,中国学者也受到影响和启发。 2 0世纪 4 0年代 ,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傅乐焕、姚从吾等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探讨 ,而是全面、系统地研究辽代捺钵制度 ,其研究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是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堪称经典。 2 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 ,捺钵研究又取得一定进展 ,论文数量大幅增加。总的来看 ,…     

辽朝横帐新考

“横帐”一词在《辽史》一书中出现多达 40余次 ,它既是辽代的一个特殊词汇 ,也是辽史研究中的关键词汇之一。但元人修《辽史》时已不能对这一词汇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释 ,后世学者亦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这就为深入认识辽代的皇族以及辽代政治史带来诸多不便 ,甚至误解。因此 ,对这一词汇进行考证是十分必要的。一　《辽史》对“横帐”一词的解释与后世学者的诸种解释《辽史》一书不但频频使用“横帐”一词 ,而且还有多处对这一词汇的解释 :1 《辽史》卷 45《百官志一》 :“玄祖伯子麻鲁无后 ,次子岩木之后曰孟父房 ;叔子释鲁曰仲父房 ;季…     

辽代赋税研究综述

正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辽代赋税问题便受到学界关注。截至目前,学界主要围绕田税、商税、二税户、贡赋、税务管理机构等问题展开专题性研究,整体性研究仍显薄弱。因此,辽代赋税问题研究现状呈现出成果虽多但较为分散的局面。得益于研究所用材料的逐渐丰富和研究视角的逐渐开阔,辽代赋税的相关研究也处于继续推进的过程中。赋税牵涉到国家财政和民众生活,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论题。辽代赋税制度既有对中原汉制的借鉴,也有对本族传统的承袭,特点鲜明,但相关研究却     

辽代铁州故址新探

关于辽代铁州故址,在60年代初已有学者作过考证,认为“在鞍山市南约5公里的东鞍山、西鞍山之间,有一个古城址,是辽代的铁州。”其理由是“据《辽史·地理志》记载,铁州治汤池县,在辽阳西南30公里。这个接近汤岗子的古城址(鞍山驿堡遗址,笔者注)和历史上所说位置正好相合,肯定是辽铁州无疑”。笔者通过对田野考古调查资料和大量的文献史料的分析,认为此说立论根据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辽代铁州故址作进一步探讨。《辽史·地理志》:“铁州,建武军,刺史。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     

河北辽代古塔建筑艺术初探

本文通过考察河北省现存辽代古塔,对辽代古塔的建筑文化起源、建筑特点、建筑艺术形式与类型以及建筑用材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进而对我国北方辽代古塔建筑艺术进行了初步研究。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

辽墓出土的墓志及墓幢等石刻文字蕴含着虽零散但却十分珍贵的反映辽人丧葬习俗的第一手资料。利用这些珍贵的石刻资料,对辽人丧葬习俗诸如“停柩权厝”、“遴选墓地”、“营造墓穴”、“卜占葬期”、“依礼下葬”、“褙葬先茔”、“特殊葬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可弥补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对丧葬习俗记载、反映之缺漏,丰富辽代丧葬文化之内容,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深化与丧葬文化相关的辽代社会史之研究。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