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汉代公羊学传授考

《春秋公羊传》在西汉时代是个显学。名人有董仲舒和胡母生及其弟子公孙弘。董仲舒三对策受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著《春秋繁露》流传于世,成为“儒者宗”。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治《公羊春秋》,又都是汉景帝时的博土。董仲舒还“著书称其德”,敬佩他的品德。他因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汉书·儒林传》)齐地讲授《春秋》的学者都以胡母生为宗师,即现在听说的学界泰斗。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读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记

余杭章炳麟尤长於左学,着有《春秋左传读》,实乃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章氏能推陈出新,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前人不释,章氏列举《诗经》、《庄子》之例,指“将”、“逆”往往对举,释为“护送”,其言合理。但又因章氏勇於立说,故书中亦有不周之处,如《庄公十四年》“入又不念寡人”,“念”义本平常,章氏读作“埝”,引《方言》“埝,下也”,再释为“降”,即“不降寡人”。此实舍易求难,求诸过深。本文就《春秋左传读》一书的优点与不足,举隅探析,以明梗概。     

由《春秋》纯儒而“益世”儒宗--《汉书》对董仲舒武帝朝地位的重构

《史记》中的董仲舒不过是专治《春秋》的纯儒,而这一认识在《汉书》中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在武帝朝并未被过于重视的《春秋》纯儒董仲舒,随着汉代政治形势及学术倾向的变化,至元帝时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武帝时期。至刘向时董仲舒始被鼓吹为对武帝朝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儒宗。班固接受了刘向的说法,并为使得董仲舒符合两汉的儒宗标准而刻意通过种种手段提高了他在武帝朝的政治参与度,于是董仲舒从《史记》的纯儒一变而为《汉书》中"于世有益"的儒宗。     

雍正生母德妃在《红楼梦》的影迹──《红楼梦》中“碍语”研究

乾隆帝的堂兄弟、永忠的堂叔瑶华,曾对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有批语说:“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见,恐其中有碍语也。”碍语,在封建社会自然是指“关碍”政治的话语,特别是语涉朝廷。所以脂批《石头记》(甲戍本)在开篇就郑重指出:“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廷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唐突朝廷之上,又不得谓其不备。”“唐突朝廷之上”在封建社会就是“碍语”。开篇这段话反而提醒读者去注意那“唐突”之举,结果把雍正生母德妃事迹“不经心”地写入《红楼梦》…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与祖国的统一大业

董仲舒,河北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约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一生主要活动时间在汉景帝和汉武帝在位之际。董仲舒在青少年时代就以好学不倦闻名,且为人廉洁正直,以学《春秋》闻名。汉景帝时为“春秋公羊学”博士。以教授弟子为业,并刻苦研究学问,史称“三年不窥园”。     

“罢黜百家”语出何人

“罢黜百家”语出何人陈业新每提及“罢黜百家”,人们便自然想到其对应的概念：“独尊儒术”。许多人根据董仲舒的对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     

“战国土地买卖”辩

持战国土地买卖说的同志,依据有二:(1)《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其实,这两条史料都不足为据。 《汉书·食货志》虽然引用了董仲舒说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的话。但《战国策》、《史记》却只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各以差次名田宅”,根本没有土地买卖之词,就连班固本人,在同书中,也只是讲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同样不提土地买卖之事。再拿云梦秦简来看,其中“顷畔”、“盗徙     

《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常被并称为《春秋》三传。本文标题也采用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过,应该说明,《左传》原非解《春秋》之书,前贤已多有论证,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本文标题并不表明我是认为《左传》原为解经之书的。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春秋》的“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条中,举了一些《左传》中占验的例证,并说:“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     

孔子不修《春秋》辨

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起源很古,就今天所知材料而言,明确提出这一看法且影响最大者,当数孟子。《孟子》一书中谈及这个问题的地方有几处,如言“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最长的一段见于《离娄》篇,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     

《汉纪》史论的政治观点

荀悦著《汉纪》,自称奉诏撰书的目的是:“作为帝纪,省约易习,无妨本书,有便于用,其旨云尔。”但荀悦著书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对自己这部书是很自负的:“昔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皆古之令典,立之则成其法,弃之则坠于地,瞻之则存,忽焉则废,故君子重之。《汉纪》其义同矣”。他把《汉纪》与春秋时期记载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祷杌》、鲁国的史书《春秋》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这部《汉     

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家提出了三世说。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为新王制义法,《春秋》即一王之法。“《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春秋繁露·玉杯》)。在《春秋》里,寄托了孔子治世的理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说:“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解释“制春秋主义,以俟后圣”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认为孔子是为新王立法,此新王,即圣汉之王。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最后落实到为汉代立法。     

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的经学成就主要在《左传》注,成书《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的创获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杜预所谓“集解”不同于何休之“集众家之解”,而是“集经传而解之”之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     

《<诗经>逸诗考》补遗

拙作《〈诗经〉逸诗考》曾刊于《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由于见闻有限,颇有疏漏之处,特作补遗如下。一、增补逸诗十八条《论语·子罕篇》载:“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但未明言为《诗》。据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篇》载:“《诗》曰:‘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恩,室是远而。’”又据《昭明文选·广绝交论》李善注:“《论语》曰:‘棠棣之华,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诗也。’”故知《论语》所引为逸诗。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