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近今趋势

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系统梳理了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动态,将其研究历程划分为:萌芽起步、初步发展、拓展变革、转型重构四个阶段。对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内容体系进行归纳总结,主要集中在聚落布局、聚落形态与分类、聚落景观、聚落用地、聚落生态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近今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趋势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发现乡村聚落的人文社会化和乡村重构的研究趋势。以期能对国内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韩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现状和趋势

至今在我国国内,有关评介韩国地理学研究状况的文章甚少。虽然韩国地理学研究历史较短,但有些领域的研究已走到了我们的前面。本文将系统地介绍韩国农业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商业流通地理学、交通地理学的研究状况,并指出目前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物流地理学研究内容与趋势评述

在对物流地理学产生的基础学科交通地理学、物流管理学研究综述基础上,分析交通地理学、物流管理学与物流地理学在研究目的、领域与方法等方面的联系与差异,阐明物流地理学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进而提出我国物流地理学的发展方向:现代物流区域效应研究、基于现代物流的经济组织空间结构再造及内在机理研究、产业与大型企业物流网络空间优化模型研究、区域物流体系规划研究。     

韩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与发展

韩国沿革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其并非该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日据时期的学者虽然继续进行沿革地理学的研究,但并未主动引入现代历史地理学,未能推动该学科的近代化转变。1945年后,在卢道阳、李灿等为代表的韩国第一代地理学者积极倡导下,美国伯克利学派的历史文化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被引入韩国,韩国历史地理学由此发展成型。伴随着历史地理学在韩国地理学科体系内的茁壮成长,沿革地理学的地位日益弱化,直至被摒弃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这一现象的出现,同韩国历史地理学者所接受的地理学教育及历史知识、考证能力的缺位等密切相关。     

农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领域——兼论李旭旦先生的农村地理思想

农村地理学是当代重新日益受到重视的一门地理学分支学科。它以农村为研究对象,以协调农村地区的人地关系为其研究核心。李旭旦教授生前对农村地理研究极为重视,并阐述了农村地理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渊源,农村聚落地理及农业地理是农村地理的传统研究内容,现在已扩及到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探讨,村镇建设与农村城镇化,农村环境,农村人口变化等许多方面。     

长江下游史前聚落形态研究

自鄱阳湖湖口至东海海滨的长江干流,称为长江下游。长江下游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其史前遗存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太湖流域和江淮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有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文章旨在通过太湖流域和江淮地区的聚落演变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形态。     

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发现区域聚落形态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也是令人振奋、挑战智慧的工作。区域考古学看来总是会产生新的、始料未及的洞见,它具有持久的价值,并对不同规模的其他研究是基础性的,而且它也是（或者说应该是）遗产保护的根本所在。     

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

作者依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将河南境内的仰韶文化遗址大体区分为37个聚落群,并根据每个聚落的大小,分别区分为特级聚落、一级聚落、二级聚落和三级聚落.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宏观考察,对黄帝时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天水至郑州间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群与中心聚落的初步考察

本文依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发掘等资料,以史前人类近水而居、沿河建村为原则,将仰韶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地——天水至郑州间的聚落遗址划分为12个聚落群,并将聚落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与小型聚落。认为凡中型以上的聚落都可能是本聚落群的中心聚落,也可能是若干个聚落群所组成的更高一级的中心聚落。在仰韶文化晚期,联邦已开始形成,这个时期可能正处于中国古代文明因素的孕育阶段。     

聚落考古综述

聚落考古研究的探索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的极大丰富和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聚落考古研究逐渐深入。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聚落考古的定义和内容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作为一种考古学方法,聚落考古应该加强对于人和自然环境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聚落考古资料共时性的确定。     

环境、文化及保存状况与聚落形态研究

遗址资源域分析(又译为"遗址领地分析"或"遗址域分析"),是一种西方考古学界应用很广泛的关于遗址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法,适用于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它的英文表述有两种,即Site Catchment Analysis(简称SCA)和Site Exploitation Territory Analysis(简称SETA),前者是维塔芬兹等人1970年最初创用时的名称,后者是贝利等人在1983年提出的新名称,所指都是同一种分析方法。遗址资源域分析是指通过对遗址周围自然资源的调查与分析,来恢复古人以遗址为中心的日常活动范围和获取资源的种类和途径,进而考察人地关系演变。简单说,就是通过调查遗址周围一定范围内的资源分布区域,来复原遗址占有的领地。这一分析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开发利用周围的环境资源是以减少所需时间和能量的合理方式进行的,换言之,离居住地越远,获取资源所需时间和能量就越大,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就越小,最终到达无开发价值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构成了古人日常活动范围即遗址资源域的范围。显然,其核心是确定遗址资源域的范围和域内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按照这一原理,其工作程序主要有两步:首先根据现代原始部落的观察和分析,提炼出适用于古人日常活动范围的理论模式,具体是农耕定居社会以5公里或步行1小时为半径的正圆圈,狩猎游动社会是以10公里或步行2小时为半径的正圆圈,这一模式已被西方多数遗址域分析所通用(有的则做小幅调整);再据此进行实地调查,根据遗址性质的不同,从遗址中心出发向不同方向步行1小时或2小时,记录并分析沿途观察到的资源分布和土地类型、地貌景观等,由此可建立一个以遗址为中心的不规则圆圈(受实际地形影响,其范围通常会与理论圆圈有所出入),这个范围尽管是以现代当地地理环境为依据的,但仍可视为古人获取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自然资源的最可能范围,即古人以遗址为中心的日常活动范围——遗址资源域。对一个地区的多个同时期遗址开展遗址资源域分析,就可恢复整个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控制的方式、范围以及人地关系演变。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聚落考古和区域覆盖调查的兴起,部分地区经过细致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已经发现了大量特定时期共存的先秦遗址,再加上此前进行的全国范围文物普查,都为遗址资源域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已有的聚落考古多是从遗址内部的面积等角度进行等级划分,而已有的环境考古也限于遗址内部的取样分析,都是孤立地看待各个遗址,缺乏走出遗址的意识。而遗址资源域分析的精髓就是提倡走出遗址,并且提供了可以实地操作的野外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倡导将出土遗存整合在一个超越单个遗址的更加广阔的空间环境之中,将人及其聚落等文化景观还原到整个自然环境的地理景观当中去研究,充分重视对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重建的古代人地关系演变过程更加细致,也相对较为可信。因此,这一方法在我国应该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如果能不断实践,将会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史前聚落与考古遗址

考察史前聚落必须以史前遗址为依据,但两者在文化内涵、时间和空间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以遗址考察聚落有其它学科不可拟的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所谓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讲的聚落形态不是遗址形态。在聚落形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组织结构也应当没有本质的改变。有些聚落中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好,不但可以进行功能区的划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复原当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据地层关系和文化分期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引入地面的概念,要设法揭示完整的地面。聚落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有没有遗址,也不仅仅是了解遗址中有哪几个时期的东西。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同范围的聚落。     

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黄淮地区考古学大课题的确立[1],随着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2],随着蒙城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连续13次的发掘[3],黄淮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时,根据尉迟寺遗址的史前建筑资料,又把聚落考古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     

马家浜文化聚落形态研究

马家浜文化早期居址以干栏式为主,晚期以土木混合结构的地面式建筑为主要形式。房屋具备良好的防水性能,建筑技术尤其是木构件制作颇为先进。聚落中的生活设施包括水井和户外活动场地;生产设施包括制造场、水稻田和养殖坑,反映了马家浜文化合理的生业结构。部分遗址发现了专门的祭祀遗存,表明当时的社会存在浓厚的宗教氛围。马家浜文化依托水源建立聚落,因地制宜规划聚落布局,是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奠定了环太湖地区水乡聚落的基本形态。     

大运河宁波段聚落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研究

聚落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运河兴衰息息相关。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历史久远,保存类型丰富,历史价值突出。宁波运河的开凿和变迁对运河聚落整体格局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关系紧密;同时运河聚落的产生和发展也促进了运河功能的不断完善和运河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好运河聚落文化遗产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意在梳理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构成情况,并对宁波段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周原地区商周时期聚落形态初探

周原地区商周时期聚落形态,是研究区域政治地理结构等重大学术问题的重要基础。文章以最新的系统调查与发掘成果为基础,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参考地形地貌和出土青铜器等因素,由点变面,将周原地区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变迁分为先周早中期、先周晚期和西周时期三个阶段。先周晚期以前,几支考古学文化聚落各自成区,形态有别;先周晚期碾子坡文化“一家独大”,分布范围大增,“两横八纵带”已成雏形;西周时期,聚落数量激增,聚落形态为“两横八纵带”。西周时期周原聚落规模独大,其他聚落可分为三个等级,各纵带内聚落形态为“一大带多小,大者居上游”,“湋河横带”内聚落缺乏第一等级,“湋河横带”内第一等级聚落集聚成东西两区。     

试论中国的乡村古聚落文化旅游资源

本文在掌据丰富的乡村古聚落文化及其分布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乡村古聚落文化的特点及其成为旅游资源的优势和开发利用的原则等问题发表了笔者的意见,以便与读者讨论研究。     

山东薛河流域古今聚落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聚落考古是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手段,而以面积为主要判定指标的宏观聚落分析是当下聚落考古研究的主要模式。在对山东薛河流域古代聚落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对当地现代聚落也进行了考察和对比研究。考察揭示了古今聚落\"二三成群\"、聚落扩展与人口增长相关等现象,得到了聚落面积与行政等级没有绝对关系、面积应为一个聚落\"综合实力\"表现等相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