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生产专业化演变:一个尝试性模型

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中,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虽然也有学者关注陶器的生产技术,但是并未涉及与陶器生产有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问题。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手工业专门化是一个深受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涉及剩余产品的交换和贸易,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表现。许多学者定义了一系列生产组织的类型来研究手工业专门化的发展,从家庭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经个体作坊到工厂,体现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在本文中,赖斯提出了陶器专门化生产需要探索的一系列问题,她认为,经济专业化总是与社会复杂化同步,并认为手工艺的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伴生物,陶器、技术、形状和纹饰的变化总是反映了生产结构模式的变化。推断专业化生产的方法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证据来自对陶器生产作坊的考古发掘,观察陶土及其他原料、模具和其他工具、陶窑以及烧制的废品。间接证据则从陶器的标准化程度、劳力投入、技术水平和分配方式入手。原料成分、制造技术、器形和尺寸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一般反映了专门化的批量生产。阅读这篇文章可以为我们的陶瓷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广西钦州唐代宁道务陶碑的初步研究

陶器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人工材料的制品。陶器的出现,方便和巩固了人类的定居生活,扩大了农业生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陶器的生产和发展与人类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出土陶器、陶片的研究,可以追溯古代社会的存在及其物质文化水平;在考古学上,往往把陶器的类型学作为衡量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均把陶器及其纹饰作为考察判断墓葬及其他出土文物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此外,博物馆也经常通过陶器的展示来阐述说明古代社会的文明的存在及演变过程。     

史前陶器研究的新思考

<正>陶片是考古发掘中最丰富的遗物,陶器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史前陶器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类型学研究以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讨论文化的传承演变和交流;2.陶器制作技术研究,探索陶器由原料获得到烧制成器的整个技术过程;3.陶器生产和消费方式研究,以探讨陶器反映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信息。类型学研究基本上是服务于时空框架的构建,一般而言,史前陶器研究主     

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研究领域看,似乎技术史是中国陶瓷考古的永恒话题,我们很少关注陶器上所反映的社会史信息,这方面得仰仗他山之石来攻玉。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MiriamT.Stark著、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佟珊翻译的《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一文,以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Cordilleras)山地卡林阿(Kalinga)地区的原始制陶为例,探讨陶器制作过程的技术风格、陶器形态与装饰的物质模式,所体现的族群划分和社会分界,从物质文化的差别中钩沉社会关系,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回归人类学本位。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今后拓展原始制陶的民族考古,具有重要的启发。     

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

陶器的出现使得人类生存和社会行为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年代研究、对陶片和碳十四测年样品层位关系开展地层显微结构分析,结果显示遗址出土最早的陶片年代为距今19,000～20,000年,比东亚和其他地区的陶器早了2000～3000年。洞穴内遗存证明这些陶器是在末次冰盛期由采集狩猎者所制造,可能被用做炊煮器。说明陶器在农业出现以前一万年甚至更早就被制造和使用了。     

陶器破碎度初探

陶器(或陶片)是早期遗址中最常见的遗物。对于陶器,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其器物形态及演化过程的类型学研究,而甚少关注陶器出土时的保存状态。在考古埋藏学、人类行为模式的观察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影响陶器破碎度的自然及文化因素,讨论了陶器破碎度的量化方法,并探讨了实际研究中陶器破碎度的可能运用。陶器破碎度研究为认识遗迹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探讨聚落内部遗迹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人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文化的生态观

<正>文化的生态观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系统论框架中最富创造力的理论之一。生态学被定义为生物有机体与环境,或结构与自然功能之间内在关系的科学。人类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人与其他有机体及其自然环境的关系被定义为人类生态学。生物有机体的生物学需求和基因结构决定了大部分生物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人类拥有发达的文化,文化在人与环境之间以各种形式发挥着一种媒介的角色——怀特在将文化定义为人类超肌体适应手段时意识了到这一点。     

文化生态学

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美国文化生态学大家,对考古学和民族学都有开拓性的贡献,本文虽然不长,但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文化生态学认为社会是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即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但文化生态学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决定论",它还同时考虑除环境之外其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而且它认为社会与环境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影响乃至改造环境。社会对环境的依赖或适应程度随文化(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程度越低的社会(如史前社会)越受到环境的制约,这表现在社会结构等方面,但同时,构成文化的各个变量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并非同等而是有所区别。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脱离自然环境的束缚,资源利用远远超出自身所在的范围,经济形态趋于专业化,社会结构上也成为一个更大组织的一部分。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斯图尔特对生态因素的考察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了人自身的生物性特征,认为这可能也是影响文化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对于新考古学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文化的功能适应方面,对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解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类文化发展所展现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远超出了文化生态学所能提供的解释。生态因素固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但对文化中的意识观念领域则无能为力,这是它的局限性。     

吉林通榆县长坨子四处遗址的调查

2007年4月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长坨子遗址群进行了调查,共发现四处遗址,自西向东编为长坨子Ⅰ、Ⅱ、Ⅲ、Ⅳ号遗址。发现了陶片、石器。其中陶器以夹砂黄褐、夹砂红褐色为主。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可以将其区分为四类,年代包括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批资料为研究科尔沁沙地史前考古学文化提供更多素材。     

试论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的指示意义

“考古学文化”本质上是对考古遗存的一种群体性分类,与古代族群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葬俗来区分一个考古学文化内的不同族群,也可以通过葬俗的一致性来确认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族群。考古学文化各方面要素与族属的关联性,葬俗最强,陶器次之,铜礼器又次之,武器、工具最弱,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思考——“先周文化“研究反思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是"原始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先周文化"为例,指出目前学术界在族群内涵的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以及二者的对应关系等三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意见纷呈的关键原因.除目前较为关注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地域和陶器群面貌之外,遗址等级规模和内涵的比较研究可能是推动这一研究的另一途径.     

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有关中国考古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本文以史前陶器为例,拓展了陶器研究中的新视野：指出陶器并非只是生活用品或文化序列的标志物,它与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要真正全面了解陶器所潜藏的各种古代文化信息,就必须首先寻找获取信息的新途径。就史前陶器而言,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已不能满足考古学发展的新要求,而自然科学技术、考古统计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则是有效地获得材料的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方法体系的陈旧比考古理论的滞后更加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类型学讨论三题

按:长期以来类型学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器物的分类和描述被视为考古分析的基本程序或撰写考古报告的规范,但是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大部分所谓的类型学研究实质上只是一种整理材料的初步分类而已。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初,类型堪比地质学中的标准化石,主要被用来解决年代学问题,后来在文化历史学中被用来了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和分辨人群身份。随着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成熟和研究领域的拓宽,类型学不再是考古     

三江平原北部女真陶器的编年研究

分布在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遗存在东北亚中世纪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区域相关遗存年代或性质的判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本文通过对陶器的排序与编年,可将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遗存划分为自辽代到金代较晚时期的若干阶段,确认它们应属于同一谱系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从主要文化因素的来源分析,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遗存和分布在黑龙江沿岸的奈费尔德墓地等所代表的遗存具有比较直接的亲缘关系,因此三江平原北部的女真应当属于黑水靺鞨直接的后裔。     

陶器形态与折衷陶器研究

陶器形态指陶器各组成部分造型及其组合方式。通过陶器形态研究归纳陶器的时代风格,并为辨识兼有两个考古学文化要素的折衷陶器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运用动作习惯和文化习惯概念探讨折衷陶器的形成和文化属性,为研究考古学文化之间文化交流提供依据。本文以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探讨研究陶器形态的基本方法。     

呼伦贝尔哈克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分析

哈克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东南部,与鄂温克族自治旗相邻.自1985年发现以来,经多次发掘与研究,除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外,数以千计、种类较多的动物骨骼成为探研早期人类文化特征、人与动物关系、古气候环境的重要依据和组成部分[1].哈克遗址出土并用于本文研究的动物骨骼,均系经人类利用或食用后废弃的遗骸,它们与人类使用破损后遗弃的其他遗物如石器、陶器、骨器等,同出土于遗址地层或遗址的灰坑之中.从大量出土的石器、骨器、陶片和动物骨骼等人类文化遗存确定,哈克遗址是一处新石器至辽、蒙元时期的人类聚落遗址,动物遗骸是人类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期导读

一,《文化生态学》 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美国文化生态学大家,对考古学和民族学都有开拓性的贡献,本文虽然不长,但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文化生态学认为社会是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即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但文化生态学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决定论”,     

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陶器起源:关于陶器起源的另一种假说

正绪论:已有成果及研究范式一直以来,陶器的起源始终都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亦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在人类早期文化发展史中,作为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并推动文化巨大进步的,乃是以陶器的发明和出现为其重要标志。综合以往关于陶器起源的研究,主要的认识来源于民族学的推断以及考古学的发现。前者通过梳理土著民族地区陶器的制作及使用,推断陶器起源的逻辑可能;后者则从考古发现的时空框架内,对早期陶     

关于陶器生产方式之探析

陶器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大宗,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通过陶器获取关于古代社会最大量的信息,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关心的问题。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复原历史,而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我们想了解的是人而非物。人总是处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劳动组织形式便是其中的一种关系。陶器生产方式是劳动组织形式的一种体现,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产生的缘由和探索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考古学中相继形成了"首次发现小地名法"和"特征命名法"两种主要的文化命名法。至1950年代,因为特征命名法的滥用,尹达、夏鼐等学者不断进行纠正。夏鼐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提出定名的三项原则,此后又写了《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经过尹达、夏鼐等人的不断努力,从1960年代起至今,尽管在考古学文化命名上仍有分歧,但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