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水器

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域,本文所指的甘青地区,其范围大致东起泾水、南抵西汉水流域,东北接河套地区,西越湟水流域,西北基本包括河西走廊的全部。这里地处黄河中上游,属黄土高原的西端,西南和西北分别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相接,六盘山、秦岭、岷山、日月山、祁连山、     

甘青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新石器文化兴衰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距今8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之后,才真正意味着人类的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开始.距今5500年前后降温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旱,使甘青地区这一时期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的激化,甘青地区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可能是在资源紧张状态下的一种人类文化行为的生态调整.甘青地区距今4500年气候转变可能首先促进或刺激了齐家文化的发展.但随着气候转变的幅度增加,环境条件渐趋恶劣并超过了当时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西北地区史前农业体系不可避免的发生彻底地解体和衰落.长期的干旱环境可能是导致齐家文化的衰落以及齐家文化之后较长时间农业文化的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裴文中先生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

甘青地区是我国最早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远赴甘青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与研究,这一承上启下的工作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关隘、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军事聚落,随着清代的一统,大部分则逐渐演化为城镇和村落。本文对该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甘青地区青铜时代土洞墓的初步研究

依据土洞墓墓道和墓室中轴线的关系,将土洞墓分为直线式、垂直式和平行式3型.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甘青地区青铜时代土洞墓的类型与分布.研究表明,在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早期和卡约文化早期,土洞墓最为流行,主要属于平形式土洞墓,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流行直线式土洞墓形成鲜明对比.卡约文化早期之后,土洞墓在甘青地区迅速衰落,仅在辛店文化中有一定的保留.可能受辛店文化的影响,土洞墓在先周和西周文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受周文化的影响,土洞墓终为秦人所吸收,并随着秦人势力的扩张而再次流行起来.     

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回顾与思考

甘肃、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群汇聚和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在回顾与梳理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讨论区域内旧石器文化面貌、古人类化石及古环境状况,对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未成年人埋葬问题分析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墓葬材料丰富,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墓葬数量的研究,认为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未成年人并未完全葬入墓地,在集中埋葬的公共墓地以外,很可能存在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单独墓葬区.而以未成年人为主的墓葬区多在房址附近或者主体墓地边缘,以埋葬年龄较小的婴幼儿为主,其葬俗也与公共墓地的成年人相异.     

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聚落的变迁

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对于考察复杂社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历史学科,许多关于龙山时代的研究涉及到对后来夏、商、西周的先行文化的识别。与之相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中...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墓上标志初探

甘青地区史前墓葬的地表通常会发现一些人为摆放或竖立的石块、放置的陶器、垒筑的土丘以及营建的围墓沟等遗物或遗迹,用以标志墓葬位置或表达祭祀礼仪等信息,可称其为墓葬的地上标志。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主要表现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完成埋葬后设立的地表标志,包括墓口竖立的石块、木桩和垒筑的坟丘;第二类是后续在墓葬地表进行祭祀活动的遗留物,这些遗留物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标志的作用,这类标志主要是墓口放置的陶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呈现出由单一立石标志向多种标志并存发展的趋势,个别标志还形成了特定的分布区域。甘青地区史前墓葬流行设置墓上标志,除为了识别墓葬位置便于完成墓地规划外,应与该区域盛行二次扰乱葬有着密切关系。     

甘青地区史前用玉特征与进程

甘青地区是史前时期重要的用玉地区之一,其用玉进程表现为从前仰韶时期至马家窑时期,一直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而大规模和较成体系用玉文化的兴起应始于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巫玉色彩浓重,玉器更多被用来祭祀。从用玉进程和用玉动机看,甘青地区用玉文化并非独立起源,而是从东部和中原引进与兴起,同时促进了甘青地区玉矿的开发与利用。     

区域对比:环境与聚落的演进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considering environm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 sequence, alteration of settlement quantities, 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and the movement of settlements, cultural embedding superposition exponent of ancient sites, ect. among three reg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y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ree different developing patterns of ancient settlement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and the Valley of Xilamulun River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two native cultures, namely,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Great River and the half-agricultural and half-stockbreeding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districts. The Valley of Hulu river,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can be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condary cultures, which originated from civilizations of great river, but dissimila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spreading abroad towards west.     

从史前聚落地理变迁看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发展

台湾原住民的来源、迁徙和扩散,在台湾的历史研究上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受到研究方法和资料的局限,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有许多争议。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台湾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发现的聚落选址进行统计,主要统计其所处的地域和地貌,描述台湾原住民的迁徙和扩散,进而解释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发展。本文通过几个时代的聚落分布的不同来解释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发展:(1)旧石器时代,台湾原住民集中分布在台东的海滨;(2)新石器早期,台湾原住民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的丘陵;(3)新石器中期,台湾原住民开始呈规模地在西部平原聚落定居;(4)新石器晚期,台湾原住民集中分布在台湾东西两岸的低地聚落;(5)铁器时代,台湾原住民开始成规模的向高山迁徙。     

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与＂土司＂

今甘青地区在明代时是否设有“土司”,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朝中央政府在今甘青地区设立的土官进行了梳理,并与西南典型土司制进行比较,认为明代今甘青地区广泛分布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     

甘青地区史前人口年龄构成研究

年龄是人口的一个基本的自然属性。人口的年龄构成不仅反映人口的再生产状况,而且也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动情况。这一点在史前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甘青地区史前人骨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细致的统计,对这一地区史前人口年龄构成的基本情况以及人口年龄构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传统分析

20世纪初以安特生为代表开展的活动开启了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序幕,其后续研究也深刻的影响了甘青地区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统筹规划下,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学发展基本与全国一致,以类型学、地层学为基础的考古学文化与谱系研究长期为研究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后,综合应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以复原古代社会成为了研究中的新趋势。结合时代背景与典范研究观察甘青地区的史前研究,发现该区域史前研究的进展多为方法技术的变迁所推动,而研究思维似未有较大变化,目前的研究呈现出虽表象丰富、但结构单一的特点。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未来如何发展仍需深入思考。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陶器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陶器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陶器演变的过程与机制尚不清晰。根据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7个文化序列的21处遗址点出土陶器数量、高度及组合(种类)可知在新石器—铜石并用时期,罐类数量比例上升,盆、壶、瓮类数量比例和高度(罐除外)下降,组合由复杂演变为简单;青铜时代中晚期的卡约文化时期,罐类数量比例达到最高,盆、壶、瓮类器皿数量比例衰落发展;辛店文化至寺洼文化时期,罐类比例和高度较卡约文化时期下降,盆、壶类数量比例和高度上升,组合由简单演变为复杂。结合研究区周边的气候记录及考古材料,发现气候变化、生产水平、生计方式、社会组织、财富观念及技术革新等是导致甘青地区陶器演变的影响因素。     

马家窑类型文化变迁的环境因素探索

以秦安大地湾为中心的西支仰韶文化,从发生初始到发展中期与以“宝鸡——华县——陕县”为中心的中支仰韶文化保持文化交流,文化相似度较高。在距今5500年左右大地湾仰韶文化兴盛发展,自成一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也走向文化分流,经由石岭下类型文化过渡为马家窑类型文化,历经变迁。有趣的是这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变迁轨迹与当时的气候变迁轨迹大致相符,甚至可以寻到特定的气候突变事件带来的影响痕迹。文章立足于学者对全新世世界气候、中国气候变化,中国区域性气候差异,甘青地区气候敏感性,甘青境内冷气候事件以及气候突变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等研究,探讨中全新世甘青地区气候变化趋势与冷事件如何影响马家窑类型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影响为何。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彭头山文化时期为全新世大暖期初期的第一个适宜期。大溪文化开始时正处于大暖期的鼎盛时期 ,此时温热多雨。从大溪中期偏晚阶段开始 ,气候转冷 ,洪水位升高 ,江汉湖群扩张 ;到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早期出现冷锋 ,并出现较高洪水位 ,云梦泽基本形成。屈家岭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气候重新变暖 ,降水增加 ,洪水位降低 ,湖群萎缩。从石家河文化中期偏晚开始 ,气候又开始恶化 ,气温下降 ,洪水频发 ,同时云梦泽再次扩张。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过程与其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之间存在着很强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