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子鼎》与“西周宗盟”一文中的几个问题

<正>《江汉考古》2012年2期载于薇:《湖北随州叶家山M2新出耒子鼎与西周宗盟》(以下简称"于文"。该文"提要"说:耒子鼎铭文中的"三个干支可以与西周重器《保卣》、《堇鼎》的干支系联,反映出这三件器的器主都曾到王都参加周成王组织的一次盟会活动。"并认为这三件器铭都有某种"联系"和"隐性联系"。遂以之为据,演绎出一场"诸侯毕集于周庙的成王宗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读来读去,总觉得这三则铭文中有些症结难以解开,禁不住     

西周宗盟考论

宗盟是以周天子为盟主、在宗庙中举行、包括治下的所有诸侯国参加的集会盟誓活动.周王朝通过宗盟建立起封国的等级次序,"宗盟"的基本原则是"异姓为后",其中包含了"亲同姓"、"后异姓"、"远庶姓"三层含义.宗盟体制是西周王朝对封国结构最初的政治规划的一部分.     

随州羊子山M4出土噩国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

正羊子山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20公里处的安居镇。自1975年以来,这里先后发现过三座西周墓葬,出土有多件"噩侯"铭文铜器。1975年,安居羊子山出土鼎、簋、尊、爵4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单鋬尊铸有铭文"噩侯弟■季"~([1]);1980年,这里的一座墓葬出土鼎、簋、卣、尊、爵等18件西周早期铜器~([2]);2007年,羊子山M4又出土27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有8件"噩侯"器和2件"噩仲"器~([3]),M4的墓主应为一     

新出西周兑盆器主名另释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M6069出土铜盆,内壁铭文中的器主名■,被释作"■"而无音读。经核查相关西周金文资料,知其与逨盘铭文的"兑"字写作■形最为相似。而四十三年逨鼎铭文内相同词语中的"兑"字,又书作■形,故可说明该字书体虽有异构,但确应释"兑"字,而应读为"dui",原所隶定的"■"字显然有误。     

国宝档案

■西周大克鼎又称大克鼎、膳夫克鼎。■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口径75.6厘米。年代:西周晚期■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的内容。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从韩伯豐鼎铭文看西周贵族政体运作机制

近出韩伯豐鼎铭文,其时代约在西周昭王之世或昭穆之际,记述地方史官接受中央王朝卿事司、内史之命,传达于地方,为韩伯、伯二氏度量、析分土田,并返回成周向王朝复命之事。通过这篇重要的铭文,再结合师永盂、裘卫盉、五祀卫鼎、晋侯苏钟、引簋等金文材料来看,西周王朝对内外服贵族有较强的控制与约束机制,特别在内服区域,通过设置于基层的三有司、师氏、地方史官,可以直接管理各地的土田与庶人,处理贵族家族的土地分配与交换,达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愿景。     

从青铜器年代看“■京”的变迁

从记载“■京”和“■”的青铜器年代变化来看,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青铜器铭文中对其称呼方式从“■京”变成“■”,■京的功能由周王频繁举行重要活动的政治、文教以及游乐的多功能中心转变成周王偶尔举行政治活动之处,西周晚期只是作为地名出现。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提到“■”的青铜器铭文内容不再出现周王习射、泛舟、渔猎等受周边水系、环境制约的活动,可能与■京范围内水系、气候环境的变化有关。     

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出土金文文献史料价值发微

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出土金文文献史料价值巨大。其中曾侯犺方座青铜簋铭为系连曾国世系、破解曾国始封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曾侯谏鼎等大批曾侯器的出土,不仅将曾国政治中心的研究时段提前至西周早期,而且为曾、噩两国相对位置的确定找到新的文献依据。斗子鼎可帮助确定成王"岐阳之盟"的时间和诸多细节,填补史书缺环。     

叶家山曾国墓地札记三题

本文结合古文字资料、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探讨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三个问题。其一,考证第二代曾侯的名字,并据此重建了西周早期三代曾侯的世系。其二,重新释读了犂子鼎铭文,其器主名夭,实即第一代曾侯之字,犂子则为在丧之称,身为邦伯,故犂子夭与曾侯谏乃系一人。其三,揭示肆壶与田壶之别,于古器物学研究提出反思。     

近出昔鸡簋铭文及相关史实考论

昔鸡簋是近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对其铭文的释读,学者存有争议。本文认为,铭文中判断人物身份的"■"字,应隶定为"■",从?得声,读如"偃",为传世文献中的姞姓燕国;关涉史事性质的"■"字,应释为"御",训作"迎",为迎娶、迎迓之意。铭文内容主要为周王后派昔鸡前往姞姓燕国为王朝大夫艿氏迎迓夫人,昔鸡受到燕侯赏赐作器颂扬王休。铭文既是有关西周贵族艿氏及南燕国弥足珍贵的史料,也反映出周王后通过对贵族夫人的支配来控制地方贵族,是西周王朝政治运行机制中命妇制的金文佐证。     

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

西周的方伯 ,或称侯伯 ,是介于周王 (周天子 )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方伯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周王朝授予 ,如齐国 ;一是自己强大后造成既成事实 ,或可能得到周王朝承认 ,如楚国、徐国。方伯出现在西周初期 ,是商朝方伯制度的继续。方伯的存在使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从一开始在某些地区就形成了周王—方伯—诸侯的三级结构。学术界长期忽视对西周方伯制度的研究。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为研究西周方伯提供了珍贵资料 ,结合文献 ,对西周方伯制度的形成、特点、方伯与周王、普通诸侯的关系等作了初步研究     

试论新发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

保利艺术博物馆近期收藏的■方鼎和荣仲方鼎,都有珍贵的铭文。■方鼎有铭文两处38字,记载了商王纣祭祀其父帝乙的事迹,历日为廿二祀五月乙未日,与由甲骨文等推定的祀谱相合。鼎铭中纣居于阑地,应在殷墟之外不远。荣仲方鼎则作于西周早期,有铭文48字,与当时学制有关。其历日有“生霸吉”一词,和周公庙背甲上的“哉死霸”一样,是过去从来不曾见到的。     

多友鼎相关问题考证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     

《师旂鼎》所反映西周的军法制度

《师旂鼎》铭文所记载的是一篇军法判例。本文根据铭文记载的内容归纳出西周有关军法制度的若干法律条文,这些条文反映了西周初期司法程式的完备,对西周法律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甲骨文同辞同字异构例

1981年,在陕西扶风下务子出土了一件西周的师同鼎,我曾有小文讨论。该鼎铭文里有一段是。     

西周金文所见大宗“收族”现象研究

周代宗法制度中大宗宗子如果没有亲生子,便需要从同族中收养族人之"支子"为自己的继承人,这就是西周宗法制度中的大宗"收族"现象。■不叔卣铭叙述■不族邦首领亦即大宗宗子没有儿子,■不叔■继承■不族邦大宗宗子,以"邦子"的身份成为族邦大宗宗子的继承人。臣谏簋铭文中臣谏因为自己儿子已亡,就把同母弟引庸的长子焂上报邢侯和周王,令焂继承自己的职位;在焂卣铭中,臣谏已被周王封为軝侯,原来被臣谏收养的侄子也就成了侯爵的法定继承人;焂卣铭还说明,因为亲生之子焂已过继给兄长,叔■父与亲生之子焂之间的关系也就淡化了。西周金文■不叔卣、臣谏簋、焂卣记载了大宗宗子收养"支子"为继承人的现象,为我们研究西周宗法制度下大宗"收族"现象提供了确凿而生动的资料。     

燕侯旨鼎铭文与周代的朝见礼

燕侯旨鼎是一件珍贵的西周青铜器,器内铭文记载了燕侯朝见周天子的史事。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关朝见活动的记载很多,是研究周代朝见礼的重要资料。     

宗人斧与西周官制

《周礼·春官》中的"宗伯"一职,在以往著录的西周金文中未见记载。因而史学界对西周王朝是否设有宗伯之类的职官,多持怀疑态度。金文中的"宗伯",始见于春秋中期的洹子孟姜壶铭文,因而引起史学界对《周礼》中"宗伯"一职的颇多推测。斯维至先生说:"金文所见,宰的地位本不甚尊,司寇与司马同职,宗伯始见于春秋中叶之器,是以西周之时实仅司徒、司马、司空三事执政,固未尝有《周礼》六官之事实也"。张亚初、刘雨同志因"大宗、宗伯     

略论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

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发现较多。本文通过类型学分析,将海岱地区青铜鼎分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青铜鼎又有形制和分布区域的差别。西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鼎的发展和流变格局,经历了一个从与中原周文化趋同到相异的过程,同时也是殷商文化消退和复归的过程,并可看作是西周时期海岱地区政治文化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首都师范大学收藏的两件西周青铜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中,多件器物带有铭文或族徽。其中一件利鼎腹部有铭文69字,从铭文可知其制作年代为西周晚期,即夷厉时期,作器者利是西周王室的贵族。此鼎铭文是研究西周晚期礼仪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另一件铜盘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属典型的晋国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