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下)

(二 )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纠葛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 ,因此 ,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 ,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至越的一条重要通道。① 在此期间 ,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 ,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其纠葛过程复杂 ,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196 5年 2月 ,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 ,向周恩来谈道 :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 ,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     

安全的革命: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1960—1965)

"援越抗美"是对一项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大规模对外军事援助政策的概括,这项政策有一个酝酿、形成和演变的过程,1960年至1965年夏是形成时期,包括1960夏季到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结束和1962年夏到1965年夏中国派出支援部队等两个阶段。期间同时出现了几个重大事件,如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南方统一战略形成与南方武装斗争迅速升级、1962年秋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激进化、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直至同盟"名存实亡"、美国军事干涉逐步升级直到轰炸北越和大规模投入地面部队。这几个事态都在1965年达到各自演变的高潮,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政策形成的主要背景。本文将揭示它们之间的关联及其对援越抗美政策形成的根本性影响。     

战前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的矛盾冲突考略

从1896年至1937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大约达到11万人,而在各类学校毕业的却只有1．1万人。同时,在留日历史上,留日学生曾多次决议集体回国。为什么世界上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日本,不能培养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国家的亲善感情呢?可以认为在这个时期,民族纠纷、政治冲突是中国留日学生和日本发生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     

我在驻越使馆见证的援越抗美

20世纪60年代,美国炮制“北部湾事件”,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中国作为越南的大后方,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直至越南南方完全解放,实现全国统一。我当时作为中国年轻的驻越外交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场斗争的见证人。     

从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抗美战争看美、苏、中、越关系

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使二战后趋于缓和的国际局势再次陷入战争的混乱状态。整个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苏、中美和中越关系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越南抗美战争的胜利,使越南南北实现了统一,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苏联的经济迅速提高、军事实力急速上升,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

20世纪 40年代中期至 60年代 ,苏联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 ,在中国公民中大力发展侨民。苏侨分批回国 ,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新疆境内亲属及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新疆苏侨及其庞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成为苏联影响得以扩大的重要社会基础。苏联侨民的大量发展和大批回国使苏联的影响在新疆扎下了根。中苏分裂后 ,这种影响 ,以及返国苏侨与新疆边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成为导致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民族分裂情绪升级的新的潜在性因素。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 ,对中苏分裂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 ,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 ,是自 2 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及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对策 ,经历了由中国单独托治实现越南独立到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转变。处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中国国民党人对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 ,受到法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日本突然接管法国在越统治以及美国从罗斯福到杜鲁门过渡期间对越政策的改变等诸多变数的影响与制约 ,致使这一转变既有因突生变数而导致的戏剧性变化 ,也有因未知变数而导致的自相矛盾与彷徨观望。战后中国在入越受降的有利形势下 ,却在法、越间两不讨好 ,最终招致内外俱失的后果。     

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走向分裂,中国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也随之波动。其中,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的关系恶化尤为严重。然而从1963年年底开始,出于现实外交利益的考量,民主德国调整了其对华政策。不久后,中共中央也正式做出了争取民主德国、分化德苏关系的决策。此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一系列领域进行了合作,是中国和东欧各国关系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德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中德关系仍可维持,一旦双方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压倒了对国家关系发展的考量,双方关系也难以维系。     

越战时,我在南越丛林中(上)

1966年初,应越南有关方面的请求,我国派出一个电影代表团,深入到越南南方,协助民族解放军拍摄一部反映他们斗争和生活的彩色纪录片.我有幸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在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苏联在二战战俘遣返问题上的三重考量(1945～1956)

在苏二战战俘的遣返工作持续十余年,遣返进程更是一波三折。这与苏联政府的三重考量是分不开的。出于外交方面的考量,苏联最先遣返非敌对国战俘和友好国家的战俘,拖延遣返敌对国家的战俘,甚至将一些战俘当成了外交筹码。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苏联在战俘中间广泛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工作,战俘中的反法西斯积极分子被优先遣返,而那些可能会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的战俘则要最后遣返。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苏联为减少关押开支,将长期无劳动能力的战俘优先遣返,为提高战俘的劳动积极性,将优秀生产者提前遣返。     

河洛文化在东南亚(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诞生于河洛大地、形成于夏商周时期的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根。河洛文化具有包容性、传承性、辐射性。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为中国的郡县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历史关系。作为中国的近邻,作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华文明,越南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特别是深受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河洛文化的影响。     

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中对华人问题的考虑(1965-1997年)

1965年至1997年是苏哈托真正控制印尼的32年,其间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起起落落.双边关系的冷热都折射出各自内部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来说,对印尼华人问题的考虑可分为三个阶段,包括改革开放前的冒进与偏激(1965-1979年);推动复交前的平和与务实(1980-1990年)以及复交后的淡化与消退(1990-1997年).对印尼华人问题的考虑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经过阶段性的改变和调整,直至脱钩,既是为赢得印尼的信任,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

朝鲜战争停战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很值得做些回顾和反思。六十年来,国内外对这场战争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可说早已汗牛充栋。我今天只是想换一个角度,着重谈我国在这场战争中应该记取的教训。一、同意并支持发动战争1949年3月11日金日成已经在苏联向斯大林提出武力统一朝鲜的设想。斯大林没有同意,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下)———对越南谈越中关系文件的评析

影响中越反目的几个因素 导致中越走向反目的原因。除历史、民族、领土纠纷等基础问题之外,还有另外几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与国际社会的回应政策(1972-1992)

生物多样性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活动已经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20年中,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从单纯的物种保护转到全面系统的保护;从区域性保护转向到全球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纯粹的生态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景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分配问题,特别是南北关系问题。     

论战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1945—1949)

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是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武装侵略、掠夺中国的产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政府根据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将于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已为世人所瞩目。但是关于中英两国在二战结束后就香港的归属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交涉这一段历史却鲜为人知。在中英两国关系中,香港问题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研究战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所持态度,分析决定其态度的各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上)———对越南谈越中关系文件的评析简

本世纪初,笔者曾赴香港参加“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泰因·滕内松首次公布了一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据滕内松介绍,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明日期。通过内容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