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罗斌护送周恩来

正1936年,黄罗斌还不满20岁,但在陕甘红军中已有了不小的名气。他从延安东分区调任红一团团长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来急电,请求共产党派员到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党中央、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和博古前往。12月16     

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西安事变”已过去６４年了。这一震惊中外的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确保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前,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张学良将军作古,让我们重新回首现代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龙飞虎将军当年跟随周恩来赴西安解庆西安事变的亲身经历,全面介绍了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的力挽狂澜、砥柱中流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的罗瑞卿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商解决,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西安之行的两个多月里,罗瑞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灵活机动的手段和过人的胆识,协助周恩来等为胜利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善后问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因应与处置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根据急遽变化着的政治局势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化的枢纽,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及高超的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冷静观察以因应局变,慎重表态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坛的剧烈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西安事变中的张文彬

张文彬是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人物。他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曾出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部的常任党代表和西安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学界长久以来对张文彬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鲜有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张文彬在1944年就英勇牺牲,留下的史料较少有关。其实,张文彬在西安事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评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环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学良的“不归路”(之一)——从“剿共”到联共

西安事变整整过去60年了,但是有关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6年前,作为西安事变谋主的张学良,在被迫与世隔绝了50余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于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后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40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要搞清楚西安事变,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共中央及其红军主力来到了西北,并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秘密关系。新的史料证明,早在西安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西安事变中的“七贤庄一号”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一直忽略了中共中央秘密设在西安的地下联络处——七贤庄一号。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率领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遭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国民党各派系各霸一方,勾心斗角,亲日派更是蠢蠢欲动,觊觎大权,南京群龙无首,纷乱无绪的苗头争相显露,内战的硝烟骤然升起。在风起云涌的斗争漩涡里,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策略,应对复杂局势,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处变不惊,纵览全局,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再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共的关系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予以否认。毛泽东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史沫莱特的谈话》,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85页)张学良在回忆录中也说:“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北国史馆1996年印行,第396页)直到发动事变…     

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

西安事变是影响现代中国的一桩大事件,它的发动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何反应?其间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因素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     

西安事变前的外国记者们

西安事变前夕,有三位外国记者出现在西安：斯诺、斯诺夫人与史沫特莱。但在事变发生时,三人中却只剩下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还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应该不是偶然的。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南京政府内的讨伐派进行周旋,争取和平谈判的时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并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积极的沟通,帮助蒋介石转变其强硬立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不仅因其蒋夫人的身份,更因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与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几乎无人注意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可以说在西安事变前后,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往往就会出现张学良当时最新型的波音247型飞机,这是西安事变的一大特点。飞机的使用不仅加强了西安与保安之间的联系,更改变了事变中重要人物活动的时空概念,从而使得他们的行踪更为快捷隐蔽,也就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西安事变前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回忆

深受张学良将军信赖的东北大学学生领袖——宋黎,在西安事变60周年后的今天,通过《西安事变前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回忆》,首次披露了张学良与东北学生领袖之间的密切交往,从一个角度揭示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幕。     

西安事变后的“二二事件”

<正>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后的第13天，张学良在没有告知中共中央派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全权代表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一去不复返，不但他被扣了下来，而且国民党中央军立刻大兵压境。此时，西安方面都期待着张学良回来主持大局，尤其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更是心情急切，甚至要冒险以武力去救出他们的少帅，结果与王以哲军长为首的主和派东北军高级将领发生激烈的冲突，酿成悲剧性的“二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