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天理,灭人欲”看朱熹的道家思想

朱嘉等人的理学,在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道家思想,从“存天理,死人欲”这一理学核心和纲领的形成,也可以清楚的证明。天理、人欲对立,在《淮南子》和《礼记》中就有明显的论述,两书有完全一样的文字说明对立,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两书的主张又完全不同,《礼记》主张用和乐教化,《淮南子》主张心性修养。理学家们的主张显然从黄老道家《淮南子》中得到启发。     

浅论孔子之“仁”

孔子的"仁学"诞生在"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是时,各个军事集团相互征伐,先贤所作之"礼"彻底崩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站在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仁"的伦理规范,这套规范以"爱人"为核心,包含了忠、孝、节、义、恭、宽、信、敏、惠等诸多方面。孔子"仁学"的提出是与维护"礼"分不开的,在探索"仁"与"礼"的结合点这个过程中,孔子以"仁"释"礼",将外在的"礼"内化为世人内心的规范——"仁",这在是先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创造,对当时乃至今天仍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浅论“民族自治权”中的“自决”思想——“自治下自决权”的运用

文章认为:我国"民族自治权"中蕴含着民族"自决"思想,运用"自治下自决权"能更好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林希逸解庄论——以自然天理说的辨析为中心

林希逸的《庄子口义》是宋代理学家注释庄子的代表作.林希逸解庄的核心观念就是“自然天理”,他用此来沟通三教,融合庄儒.自然天理说有其玄妙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这一理解并不能成立.林希逸希望在不同的思想之间找到共通点,这一思路和其独特的理学进路有关.     

浅论中华民族先民的造字智慧——以“鸟”、“乌”为例

语言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才出现的,人们用文字记录语言,把实践当中积累的经验和创造的文化系统地记录下来,传达给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人。语言离不开思维,是思维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当然,文字的创造也就毫无疑问地打上了思维的烙印,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过程和思维水平。中华民族先民创造的汉字符号历史悠久、形体独特、内涵丰富,每一个汉字形体在方寸之间贮存着可以说解的意义信息,一点一画都闪耀着先民的独特思维和创造性智慧。本文仅以＂鸟＂、＂乌＂为例,揭示其背后所蕴藏的造字智慧。     

浅论班级“小团体”的现状及解决策略

班级中的小团体现象极具普遍性,它的存在有利有弊,而小团体的“因小失大”现象就是其主要弊端之一。这种弊端的存在,使学生丧失大团体的交往机会,狭隘化自身的眼界视角,思维方向,弱化自身的交际能力,合作水平。笔者就这种现象展开了成因探析,并基于不同成因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使班级中的小团体能够相融大团体,相聚大团体,回归大团体。避免“因小失大”。     

浅论班级“小团体”的现状及解决策略

班级中的小团体现象极具普遍性,它的存在有利有弊,而小团体的"因小失大"现象就是其主要弊端之一。这种弊端的存在,使学生丧失大团体的交往机会,狭隘化自身的眼界视角,思维方向,弱化自身的交际能力,合作水平。笔者就这种现象展开了成因探析,并基于不同成因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使班级中的小团体能够相融大团体,相聚大团体,回归大团体,避免"因小失大"。     

浅论“非遗”保护要扎根村落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在村落。何谓“村落”?《辞海》给了六个字的注解:“乡人聚居之处”。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生产生活中聚族而居建造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村民在世世代代劳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文化。它是“以一定村落共同体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体制、观念和心态”。它包括节日文化、习俗文化、信仰文化、制度文化、家庭文化、民间语言、民间文学、美术、舞蹈、戏曲、曲艺、杂技、武术、医药和各种传统技     

“公历”“纪元”“世纪”“千禧之年”的由来

世界上的历法有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回年)作一年的阳历,有以月亮绕地球12周作一的阴历以及兼顾两者、以月亮绕地球计算,但又19年间加了7个闰月以便照顾到回归年而形的阴阳历。中国通行的阴历实际是阴阳历。伊斯教中采用的希吉里历(中国俗称“回历”)才是真的阴历,这种历法春夏秋冬四季可以在一年中何时候出现。中国的阴历则春季必在年初,冬季在年末,这是与回历不同的。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西夏契约文书的内容、性质与运作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敦煌西夏契约,其内容包括对无抵押(或无质押)借贷、质押借贷及还贷信息的记录等多项,其性质属于借贷契约账簿。借贷契约账簿具有契约与账簿的双重功能和属性。该批文书的运作可大致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借贷人向债权人进行借贷并签署契约;其次,债权人对借贷情况进行核实;最后,借贷人向债权人还贷并进行登记。     

“邻”“里”“街”“坊”

“乡”、“县”、“州”这些今天还在沿用的行政单位,在诞生之初与“家”的概念息息相关。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便于政令的实施,完善赋税的管理,把一定数量的“户”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之内,     

北魏安置六镇“饥民”失误浅论

北魏六镇起义被镇压,参与起义的二十万“饥民”被迁徙、分散到冀、定、瀛三州就食,引发了随后的河北大起义。河北一直以来是北魏王朝物资与战略的储备基地,献文帝曾将沃野、统万叛民安置在这里,取得了“弭乱”的效果,但当北魏末期统治者面临相似的状况时,却适得其反。究其原因,这与北魏后期政治形势及河北地区“消化”叛乱的能力衰退是分不开的。     

试析“月光”、“枯井”和“三脚猫”的象征意义

意识流、潜意识、时空倒错、象征意象构成了《月光·枯井·三脚猫》的现代派小说特质。其中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意象“月光”、“枯井”和“三脚猫”是作者刻意营造的,每个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三者之间还具有某种必然联系,这对理解文章的主旨具有关键作用。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本文认为“月亮”、“月光”象征着汀樱对情与欲的需求,“三脚猫”是丹一的化身,幻觉中的“蓝猫”则是道德和理性对情欲的监督和约束,沉入“枯井”则象征着汀樱陷入苦闷、困惑、无助的境地,因此这篇小说是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表现汀樱内心世界灵与肉、情与理的矛盾冲突。     

异域·乡愁·故都——民国时期林纾的居处抉择与体认

民国时期,闽籍旅京人士林纾,既有南归之思、南下之行,又曾暂居天津租界数月,最终定居北京终身。较之生计、人际关系等因素,他的居处抉择与居处体认联系更为密切,而他的居处体认又与政治心态转变密切相关。南下是他在趋向于做共和国民时期的打算,北居则与他日趋坚定的遗民心态紧密相连。其居处抉择,既有时代变迁下的普遍性,又有其政治心态与身份认同变化的独特性。     

三山国王信仰：一个台湾研究者的当下体认

在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由曾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兼经筵检讨庐陵人刘希孟所撰的《潮州路明贶三山国王庙记》（以下简称《明贶庙记》）,是现存所见最早的三山国王信仰文献,这篇文献在完稿后70余年后,于明代收入官方辑纂的《永乐大典》。由收录年代甚早、文字内外考证结果与后世征引众多等条件,应属相当可靠。故笔者将其全文尝试标点并简单附注于文末,以资对照。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刘禅的“智”与“愚”

一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让蜀汉后主刘禅成为名人,也让他成为“扶不起来”的典型。其实,真正的刘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场”“类”“度”视域下“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产性保护既能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又能提高其适应现代社会的活力,还能较好地解决非遗保护过程中"保护"和"发展"的平衡问题。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在宏观上,各地区要从"场""类""度"三方面综合考虑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应尊重非遗的"个性",在基本原则的指引下,面对特定对象制定合理的保护和发展对策。     

“麻胡”考

问题的提出儿时在平遥———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乡下度过。每每夜间哭闹,母亲便以“麻胡”来吓唬,自己便恐惧,便用双手紧紧搂抱母亲,便哭闹声立停。“麻胡”,在我同代人的心中是一种凶恶的吃人的野兽。稍长,随母亲去邻村赶会(赶集)正正在玉米吐穗时。回家路上,见不远处田野里一只狼悠闲地正走向一片高粱地,大人们都说,那是“麻胡”,自己便紧紧拉住了母亲的手,催母亲快走。心中也便以为“麻胡”原来便是狼。至于“麻胡”两个字怎么写,是“麻胡”、“马虎”,还是“麻虎”?并不知晓。后来读了书,游了一些地方,知道以“麻胡”来恐吓小儿的,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