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两件朝鲜王朝文物赏析

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贸易及文化方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东亚文明。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馆藏的李氏朝鲜时期炒茶青铜铲反映了朝鲜王朝时期炒青散茶技术的情况,常平通宝形制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通宝形制有着密切联系,币制的稳定与对日铜矿贸易有关。两件文物是朝鲜王朝与中国、日本在文化及贸易领域交流的重要见证。     

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考——以《箕雅》为中心

高灵申氏起自高丽时代,自家族伊始便是朝鲜半岛名门望族,以诗书传家。尤其是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盛极,文人辈出,大放异彩,有九人诗作入选韩国文学史上汉诗规模最大的诗歌总集——《箕雅》,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堪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笔者以《箕雅》为中心,对其文学世家略作考述,并对其文运昌盛的原因初作探究。     

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朝鲜与中国联系悠久,也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宋元以后．儒家思想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由于朝鲜王朝时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化联系更为密切．使程朱理学同样在朝鲜得到广泛传播,并对朝鲜王朝的政治建设发生了重要作用,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政治建设的影响。     

朝鲜王朝的长白山认识

本文认为,朝鲜王朝建立初期,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被视为域外之山,所以没有被列入国家正式的山川祀典中。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定界以后,长白山成为中朝界山。英祖时期,长白山被定为北岳,成为朝鲜王朝的圣山。高宗建帝称号,对包括长白山在内的五岳进行封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长白山成为象征朝鲜民族独立精神的一座灵山。     

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

"改正朔、易服色"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正是这一传统在汉晋之间发生变化的重要环节。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奠定了由"禅让"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的不同的传统,即改历法与改服色可以不同步。此后,魏明帝"改正朔"恢复了历法和服色、牺牲同步改易的秦汉传统,这也是明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众多措施之一。魏晋禅代后晋袭用曹魏的正朔与服色,则奠定了中古"改正朔"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后的中古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只是限定在跟名分有关的领域内。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朝鲜王朝的宫廷瓷器--以王室瓷器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从朝鲜王朝初期起,瓷器就是一种重要的贡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瓷器所、陶器所将其作为地方土产贡纳给宫里。贡纳的代表性王室瓷器有粉青砂器和白瓷,其中白瓷尤为珍贵,从朝鲜建国到世宗年间一直是王专用的御器。分院官窑出现后,朝鲜王朝的窑业从初期瓷器所、陶器所的生产体制过渡到前期的分院官窑体制。朝鲜王朝的瓷器发展共分为初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五个阶段,不同时期的生产机制和产品具有不同的特点,窑址分布也有差异。     

宋代奉使高丽考

宋代奉使高丽考祁庆富中国和朝鲜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间的交往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公元９１８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于９３５年灭新罗,统一朝鲜。其后２４年,即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有宋一代,由于中国北方辽、金政权的阻隔,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陆路交...     

李珥中国诗选集《精言妙选》小考

李珥(1536-1584),号栗谷,又号石潭、虞斋等,字叔献,谥号文成公,朝鲜王朝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文章家,与退溪李混一起被称为朝鲜思想界的双璧.     

明代朱之藩咏汉城诗残卷

辽宁博物馆藏有一件法书,为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状元朱之藩和朝鲜李氏王朝时期的状元柳根的咏汉城唱和诗.     

《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

朝鲜王朝(1392-1910)作为明、清时期(1368-1911)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政治上以明、清两朝为宗主国,文化上亦以儒家文化为依归,建立了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儒教王朝.     

《滦阳录》新谈

殷商末期,箕子率众至朝鲜,中国与朝鲜交往自此开启。唐时期,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到元、明、清时期,朝鲜更是定期向中原派遣朝贡使者,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燕行文献"。《滦阳录》描绘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清鼎盛时期的社会百态。作者柳得恭与清朝文士的交往,及其问贤求书的积极态度亦可以反映出朝鲜文士的"北学"思想。     

图像中的现实与想象——朝鲜时代燕行之路的时空表达与视觉呈现

本文通过对朝鲜时代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朝贡和使行的基本制度的考察,明确了"定期使行"与"临时使行"的具体时间安排、人员构成、使行礼制,以及由于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外交关系的不同,在不同时期如何形成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不同的使行路线。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保留至今的使行图、燕行图、朝天图、契会图等以册页、屏风、卷轴画等形式留存下来的视觉图像,讨论朝鲜时代的朝贡与使行是如何被视觉化,而且如何通过图像的形式在这一时期的明清与朝鲜关系中发挥作用的。     

建州女真董山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述论

作为明朝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董山部,一度居住于朝鲜境内的会宁地区。以世宗为首的朝鲜王朝为了开疆辟土,极力挽留董山部居于朝鲜境土,但董山率部冲破朝鲜重重阻挠迁回了明朝境内。此后,以世祖为首的朝鲜王朝,又通过授予官职、赏赐物品等方式,与建州部私下交通,予以绥抚。为了维护领土统一与边疆安定,防止朝鲜北进拓边,明政权对朝鲜王朝与董山部的交往进行了干涉,这就构成了彼时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

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李善洪天启元年,明将毛文龙东渡朝鲜抗（后）金,后驻临朝鲜椴岛（又称皮岛,号东江镇）。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明督师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于双岛。其间毛文龙的活动主要在朝鲜,与朝鲜关系复杂．朝鲜史料对此有很多最直接的记载。《朝鲜王朝实录...     

渤海国章服制度研究

服色制度和佩鱼制度是渤海国章服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服色制度分紫、绯、绿三等服色,直接借鉴了唐中后期三等服色制度的成果。与唐前期服色相比,绯服和绿服的适用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佩鱼制度主要涉及随身鱼符和鱼袋制度,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青铜鱼符,与渤海国关系不大,应是唐或五代授予朝贡的靺鞨人的。渤海国鱼袋制度也效仿唐制,分金鱼袋与银鱼袋两种,与服色制度一同是渤海王赏赐的重要手段。探讨达能信的真实身份、考察渤海国笏制以及渤海国接受唐朝服色制度的背后考量,有助于深化渤海国章服制度的有关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