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晚清之前,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天主教。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天主教仍然被许多中国人用作基督宗教的总称。新教传教士为与天主教相区别,使用辨正教、更正教等词汇强调自身正统,两教在概念上展开对正的争夺。天主教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传教士提升新教地位的努力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     

简论天主教在滇藏边境地区藏族中的传播

对于滇藏边境地区藏族中的天主教传播史,我们所知不多,本文勾稽中外文史料,略述欧洲天主教神父在这一地区藏族中的活动。以助于这一地区藏族史及天主教史的研究和德钦、维西县志的编纂参考。一、罗勒拿进入滇藏边境天主教奉罗马教皇为领袖,重要根据地为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及瑞士等国,在中国明清两代,耶稣会士势力很大,称天主教神职人员为主教、神父及修女。他们饮酒抽烟,但不许与异性发生性关系,当然也不许结婚。天主教神职人员宗教意识较强,以殉道为荣。新教是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后的与天主教相对的派别,神职人员有男女牧师,可以结婚,但不许抽烟喝     

1840-1850年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天主教爱尔兰移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非新教移民团体。他们进入美国社会后,不仅引发了美国人宗教生活的长期震荡,而且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持续影响。通过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发明了一套与主流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克服了从他们踏上这块土地第一天起就遇到的宗教、伦理方面的障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爱尔兰移民潮发生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其间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与美国早期新教移民的矛盾和冲突也最为突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足以为我们了解美国移民史和美国文化特征提供借鉴。     

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

纯洁派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法国南部的一个"异端"派别,14世纪时已完全绝迹。然而,在16世纪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却被普遍视为法国新教的先驱。当时,天主教和新教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壁垒分明,但在对这一"谱系"的认定和坚持上两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当时法国的政治宗教形势以及天主教和新教各自的论战策略密切相关。天主教学者从纯洁派被十字军镇压的历史中得到启示,更加坚定地要用武力清除新教这一"异端"。新教思想家则在罗马教会迫害纯洁派的历史中看到了自身的影子,并意外发现了在论辩中反败为胜的机会。于是,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将纯洁派和新教之间的谱系关系嵌入新教教会的历史中。     

历史上锦州地区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发展及教堂分布

基督教(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总称)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元成宗年间,辽宁西部地区就有天主教信徒。清同光年间后,基督教在锦州地区进一步传播。本文主要通过查找地方志和实地考察,对锦州地区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发展及教堂分布进行梳理和略述。     

鸦片战争前后在华传教士的基督宗教认同与教名翻译

在华传教的实践,使马礼逊经历了从认同“天主教”即Christianity到压缩其范畴用以专指the Roman Catholic religion的转变。面对由此产生的建构新教自我身份的要求,米怜、麦都思、郭实猎使用“耶稣教”等概念加以标识,却未得到全体新教人士的赞同,导致概念之间的纠缠与混乱。鸦片战争后,加略利在明确排除Protestantism的前提下,为被压缩的“天主教”争取弛禁。新教传教士则利用此前的混乱局面及清政府对基督宗教的一知半解,通过灵活伸缩“天主教”,不仅扩大了清政府的弛禁范围,还借机塑造中国人的基督宗教认知。     

爱洛伊丝与圣灵修道院的发展

12世纪是妇女修道运动的高潮时期。这就为圣灵修道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当时,担任圣灵修道院院长的爱洛伊丝,对它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在她担任院长期间,圣灵修道院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6座附属修女院。因此,她得到了圣灵修道院修女们和其他教会人士的尊敬与钦佩。     

《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

正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颁令禁止天主教之后,明清之际活跃的天主教传教活动逐渐转入"地下"。在清方档案里,天主教被称为"西洋教""洋教""邪教",其事迹混杂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教案中,传教士重新公开进入中国本土则要到鸦片战争之后。~(1)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口岸活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从此天主教、新教(以下同时称呼时作"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传     

太平天国的"天"和"天教"--兼谈太平天国宗教的正名

“天”在太平天国语汇中使用频率最高,有五种含义：太平天国上帝教的上帝、与太平天国有关之事物、与天王有关之事物、“天下”和世界、指称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其中,以“天”指称上帝是最本源最主要的含义,是中国传统化与基督教义的杂糅。天主教、上帝教、太平基督教、拜上帝教和“拜上帝会”宗教等五种名称是太平天国宗教的“他称”,太平天国献在说到太平天国宗教时使用的名词是真道、真教和天教。“天教”并用以指称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在内的广义的基督教,而不是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命名”或命名意义上的“自称”。     

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人的国民性格

韩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除佛教、基督教(指基督教新教,后同)、天主教、儒教、圆佛教、大倧教、天道教(原名东学)、统一教、萨满教等主要宗教外,还有大量的民族宗教、新兴宗教和其他宗教。据韩国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02年末韩国有各种宗教团体324个、寺刹及教堂等90740余所、宗教事务专职人员499200余人。据韩国各宗教团体的资料统计,     

天主教的本地化建设及其对地方现代化的影响——以建国前的大同、朔州教区为中心

建国前,天主教为了适应在华传教的需要,大力提倡宗教本地化.大同、朔州教区也采取了诸如培养中国神父、开办诊所、设立学校、兴办慈善事业等措施以使自己融入当地社会,改善了民教关系,加快了传教发展.同时,天主教适应地方社会需要进行公益事业的兴办,促进了当地社会风尚的转变及现代化的发展.     

拉丁美洲的宗教变迁

在新大陆未被“发现”之前,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信奉各式各样的原始宗教。到了15世纪末,随着西方殖民者葡萄牙的侵入,拉丁美洲就开始了天主教化的进程,天主教逐渐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天主教会还成为殖民统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年的本世纪,出现了罗马天主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变化,有人主张改变保守的天主教传统。六十年代后,根据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拉美天主教会其内部也逐渐出现多种分化,与此同时,来自欧洲和美国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基督教新教也对本地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拉美本土传统宗教并不多,但在某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传统土著宗教遗迹。此外,在许多印度人和黑人,产生了一种信仰和天主教的传统结合的宗教。     

职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

“基督徒皆为司祭”的主张意味着每一名基督徒都有资格为自己主持礼拜仪式,依照这样的思想逻辑,以演绎宗教礼拜仪式为职业特点的天主教司祭还有必要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吗?本篇论文从马丁.路德的思想主张出发,对比宗教改革前天主教司祭与宗教改革后新教牧师职业功能的差异,探讨了宗教改革对教士职业的影响,以及英国教职界经历的转型过程。     

职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

"基督徒皆为司祭"的主张意味着每一名基督徒都有资格为自己主持礼拜仪式,依照这样的思想逻辑,以演绎宗教礼拜仪式为职业特点的天主教司祭还有必要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吗?本篇论文从马丁·路德的思想主张出发,对比宗教改革前天主教司祭与宗教改革后新教牧师职业功能的差异,探讨了宗教改革对教士职业的影响,以及英国教职界经历的转型过程.     

君主的责任: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统治

与传统史学强调玛丽一世统治时期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剧烈冲突不同,修正史学注重研究由玛丽一世策动、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实施的一系列天主教重建计划。修正史学在将玛丽一世塑造成天主教护教者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重要问题:英格兰主权国家借宗教改革之势而确立,宗教纷争因宗教改革而形成你死我活之势,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之中,君主应当承担起何种责任?传统的理论要求君主维护共同体的利益,新的时代又要求统治者维护国家主权与社会和谐。用这样的标准加以衡量,玛丽女王的统治是将一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整个社会、将家族私利凌驾于英格兰共同体利益之上。     

灵验与认同—对京西桑村天主教群体的考察

“灵验”是天主教切入乡土社会的重要方式,在天主教信仰与乡土社会的传统、乡民的心理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灵验勾连着两个具有不同象征符号及行为实践的信仰体系。灵验与奇迹的实际功效,契合了乡民的心理,也使得天主教在乡土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灵力资本。灵验事件的生产和讲述强化了教友的身份认同。通过对京西斋堂川地区一个天主教村落的考察,可以探究灵验之于乡村天主教信徒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天主教嵌入乡土社会的文化逻辑。     

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传播与信众

康熙末年至乾隆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多次禁教,而以雍正二年、乾隆十一年最为严厉。本文叙述这两次禁教,以及在禁教前后西洋传教士潜匿、潜入内地,从事隐蔽的传教活动,致使老教徒继续宗教生活,出现一批新教徒,产生一些华人神职人员和天主教骨干成员;在禁教中,他们不畏刑罚惩处,坚持信仰。本文主旨是陈述这一事实,尤其侧重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信徒的社会成分、奉教原因、诚挚态度。此外,对不绝如缕的传教与信教的历史事实,笔者提出讨论性问题:如何看待民间的天主教信仰,君主专制主义的以信教为犯罪行为的不合理性何在?宗教信仰能够使用法律强制手段解决吗,能够使她消失吗?宗教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希望以后有所探讨。     

为启蒙和大革命“纠偏”——基佐的宗教思想与实践

作为法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享有盛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基佐已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作为新教徒的基佐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1814—1848年,基佐专注于政治思考和实践。不过从他对启蒙和大革命的反思,他在任公共教育大臣期间颁布的《基佐法》,以及他对天主教自由派争取教育自由的支持中,可以窥见宗教在其政治设想中的位置。1848年退出政治舞台后,基佐专注于宗教思考与实践,在新教团体担任要职并出版了几部宗教著作。基佐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以及调和天主教会与新教会、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努力,构成了19世纪法国同情宗教的人士为启蒙和大革命的反宗教倾向"纠偏"努力的一部分。他的成败也折射出大革命后法国在政教问题上遭遇的困境。     

略谈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

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之初,英国国内天主教与新教势力斗争激烈。以玛丽斯图亚特为首的天主教狂热分子时刻挑战着这位年轻的女王,激进的清教徒也不甘示弱,要求改革国教,甚至取消女王宗教首领的头衔。伊丽莎白一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审视着国内动荡的局面,并最终通过其天才性的宗教政策确立并完善了英国国教——安立甘教。通过这个强大的英国教会以及她独有的政治手段维护了英国政权的稳定,为一个伟大的日不落帝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介乎国体安危与华夷之辨之间——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态度辨析

本文以发生在万历末期南京和崇祯时期福建的两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为研究对象,将两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与同一时期士人反对天主教的文章进行横比,再以之与前後朝代官方反对民间宗教组织的政策和行为进行纵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服从於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当政府认为其不危害社会时,可以容忍,反之则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是否文化异端的考虑。因此,虽然晚明政府对一个团体之社会价值的认定有很大主观性和偏见,但也不能认为晚明中国政府习惯於排斥外来文化和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