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视野中的“新疆”

已经“去语境化”的“新疆”是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省级政区专名。但在传统时期,各类汉文文献中所载“新疆”则另有所指。福柯认为,话语是决定我们知识、权力以及伦理的规则。本文试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宋代至清末近千年中“新疆”的时空分布及其意涵,试析曾经作为一类政治地理概念的“新疆”在传统叙事中所处的定位,并结合晚清洋务著述中“新疆”的错置现象,重新审视近代“新疆”“故土新归”意涵之说,从而丰富对“新疆”这一古老概念的理解。     

直笔著史 歌以咏志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光阴荏苒,冬春易节,2021年在新桃旧符中拉开了帷幕。“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远去的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我省第二轮修志重大文化工程告竣之年。这一年来,新时代鼓角催征,未敢稍作儃佪;大方志曙光在前,直挂云帆以济。我们强化党建引领,突出中心大局,充分展现了志者的情怀与信仰;我们携手“一心”战疫,助力抗疫实践,充分证明了志者的责任与气度;我们扭住“两全目标”,坚持依法治志,充分践诺了志者的使命与担当;我们围绕“三个服务”,力倡修志为用,充分彰显了志者的风采与智慧;我们规划“四个纲要”.     

关于名家著史

名家著史,他们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的成就,这首先是由于他们的才华和学识,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坚韧不拔的治史精神。我们知道,《史记》是司马迁父子相承,积累起来的结晶,《汉书》是经过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相继完成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花费了十九年的工夫。象这样以长期的努力从事著史的事例,并不仅见。如杜佑著《通典》、胡三省注《通鉴》、黄宗羲等著《宋元学案》,都是很突出的。     

黄遵宪呕心沥血著史

中国传统史学的许多名著,如《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撰著时间都历经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有的史家撰史甚至用了毕生精力,如谈迁、章学诚。到近代尽管书写、印刷条件较古人优胜了,但史家呕心沥血、经历许多寒暑始得成书者,仍不乏其例。《日本国志》是近代史学的一部名著,曾对近代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的创稿,是始于1879年。当时黄遵宪作为驻日公使参赞到达日本,亲睹日本明治维新“百度草创,计日程功”的巨大变化,深受启发,决心撰写日本明治维新史以作自己国家的千秋史鉴。他克服了语言不通,资料缺乏,无人襄助等巨大困难,至1882年春奉命调任驻美国旧金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边缘性”理论

20世纪西方学术界呈现出交叉学科蓬勃发展的趋势,"边缘性"理论即为其中之一。西方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发展学等众多视角出发对该理论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围绕"边缘人"概念阐发了对边缘性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发展学对第三世界不(欠)发达问题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将"边缘性"概念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并产生众多与"边缘性"相关的发展学理论。     

应研究“历史教科书史”

(一) 史学史的独特领域近年来,在根据国家教委的部署编写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工作中,我们搜集、猎读了几十种解放以来的历史课本,以及若干民国的、港台的、日本的课本。开扩视野,参较短长,以资借鉴。展读之下,感触颇深,受益匪浅。就以解放后的课本来说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不是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工作者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吗!这不是社会主义祖国几十年来历史教育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吗!历史课本的编写史,是史学史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我们应对历史教科书史,用历史的眼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研究总结。这不但对当前的编写工作,有着“鉴古知今”、“取长补短”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建立充分完备的史学史体系,也该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一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一国家都不会消亡。     

“海洋史与国际史交叉视野中的南海合作问题研究”笔谈

正【编者按】在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与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相应出现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南中国海(以下简称"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为关注的课题,甚至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中国崛起,从大战略视野来看,一个重要的维度是走向海洋,而南海是中国海洋战略前出的一个最重要方向。其次,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的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在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下,近期以来不断发酵升温,致使南海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掣肘中国周边外交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的消极因素。最后,中外学术界从一种简化主义的历史类比出发,奢谈中美战略竞争的可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趋势,进而将南海问题视为中美"安全     

以“史”为学与以“历史”为学

“近代”一词的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的出现本身就蕴有“近代”何以构成的“故事”。为什么“近代史”的叙事情节中不断出现的是与“西方”有关“事件”?是“历史学”编制了“近代史”,还是“近代史”产生了“历史学家”?这个“故事”似乎可以一说再说。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改革。除自身基础理论的完善外,改革的重点趋向是加大与相关学科研究的联系,走出国门,拓展研究空间,注重教学建设。本文拟从全球史研究视野出发,探讨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研究的结合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的拓展。     

“史”与“志”

<正>7月16日,黑龙江省志办应邀参加中国当代研究所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级研修班(第三期)。这也是有史以来黑龙江省志办第一次率全体业务同仁参加国史研修课程的学习,这对我们认知国史是一次很大的帮助。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

史学“碎片化”的讨论,西方学界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门批判碎片化历史学的著作。与之相比,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呼声是近几年才凸显的事情,但大有柳絮纷飞、越吵越热乃至史坛尽说碎片化的景象。窃以为,不管是否如此严重,这种热议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从而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从已有的议论来看,     

陈昌远教授著《历史地理与先秦史研究》一书已出版

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陈昌远教授.多年从事历史地理与先秦史研究。今将他撰写的论文中遴选《历史地理与古史研究》、《河南古县命名规律探索》、《陈胜生地阳城考辨》、《商族起源地望发微》、《从应器谈应国地理位置及西周监官制度》、《关于早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周代井田制度简论》、《商鞅“开阡陌”辨》、《二里头文化与夏代文明》等十余篇,约十六万字,汇集成书,名《历史地理与先秦史研究》。该书对大专院校历史系师生学习历史地理与先秦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每册定价2.40元.邮费0.2元。如需购买,将款寄河南大学先秦文化中心史慧敏。     

“历史视野下的全球化与多样性”研讨会综述

2001年8月10日—14日,由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华北分会主办,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和内蒙古民族大学联合承办的“历史视野下的全球化与多样化”专题学术讨论会在我国北部边陲城市海拉尔召开,来自全国20多所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及出版单位的40多名专家学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共收到各种论、材料等数十篇(部)。海拉尔市领导和呼伦贝尔学院领导及政史系全体教师为会议所做的充分准备与周到服务保证了会议顺利召开。     

一百年未谁著史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这样写道。“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钱穆,随西南联大师生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昆明岩泉禅寺落脚,身边只有陆续做了3年的摘写笔记,钱穆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国史大纲》。战乱、剧变、满目疮痍,“中国会不会亡”的残酷命题每天都在刺激他,《国史大纲》因此创见迭出,成为通史类著作的经典。     

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

史景迁是一位人文色彩浓厚的史学家,其著史面向大众,注重史学知识的普及与社会化。大体而言,辩证的历史思维、以小见大的史学构思、移情式的心理追寻、文学化的历史叙事与自觉的社会史视野等构成了史氏著史的特征。史氏的著史风格是与其自身的治史理念、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以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展多元化的现状紧密联系的。围绕史氏的治史风格,学界有不同的品评。在这些品评的背后,体现的则是不同史学认知的冲突与交融。     

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记忆——基于全球史的视野

位于烟波浩渺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18108个大小岛屿组成的万岛之国,爪哇岛就是这万岛之中排名第四的大岛。本文探讨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关系,从单纯关注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到关注跨国群体活动及其历史书写,构成重新认识全球化发生与衍化过程的重要资源。本文选取中外史学界鲜少着意的爪哇井里汶,探究地名与港口定位、郑和下西洋与当地关系、苏南·古农·查迪与中国公主王珍娘的故事,由此追寻爪哇自东向西从厨闽、锦石、泗水,到三宝垄、井里汶、万丹、雅加达的港口发展演变史的脉络,以期有助于对早期全球化历史面貌的认知。并指出这些变化均在西方人到达前发生,以往过分强调西方大航海影响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     

区域史视野下的档案利用与民国史研究——“档案利用与民国区域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档案利用与民国区域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大学、西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东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扬州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湖南工业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湖州师范学院、绍兴文理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     

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

<正>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就其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说,顾名思义当属"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及"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范畴。因为这部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参与(无论是正面抑或负面)的历史,深受国际和国内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尽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遍观国内外近现代中外关系史著作,似乎很少有人从科学角度通过"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的视野来研究。几年前我曾先后就方法论问题发表过文章,呼吁史学界重视两个方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