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宣徽使初探

宣徽院是唐代以来的一种宫廷服务机构,长官为宣徽使。唐宋时期,宣徽使的权力经历了从盛到衰、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鉴于唐代宣徽使专权乱政之弊,宋代的宣徽使不再任用宦官,并将其职权逐步虚化;到元丰官制改革时,先后废除了宣徽院和宣徽使。宋代的宣徽使地位高,叙位仅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之后,但除宋初外,其多为寄禄官,已无实权。宋代设置宣徽使近130年,任用的宣徽使有44名。宋代对宣徽使的选任较为谨慎,这种防弊之政维护了皇权,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再論唐代的宣徽使

大曆(766—779)末年,唐設立宣徽院,由宦官任使,負責君王的娱樂活動,在內司中地位較低。此後,宣徽使的重要性逐漸上升,至唐末,成爲地位僅次於神策中尉和樞密使的參與中樞決策的內使。宣徽使與掌庶務內司的聯繫並不密切,並非內諸司的領導。唐代內諸司没有形成獨立的政令-事務體系。它們處於宰相機構中書門下的指揮下,協同運作。     

论唐代宣徽使

论唐代宣徽使王永平唐代内诸司使的兴起，是中晚唐宦官专权局面得以形成的关键，也是中古时期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中的一件大事，这一点渐已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唐长孺先生和赵雨乐曾勾捡出庞大的宦官内诸司使职①，为我们理解唐宋之际封建政治制度中所发生的巨变，提供了...     

金代的图书编纂及其作用

在金朝统治者的重视下,随着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稳定,金代的图书编纂开始步入了稳定发展与繁荣时期,通过对《金史·艺文志》的考补,可知金代编纂的书籍共660余种。在种类上以经史子集为主,规模上各类、各时期略有不同。金代的图书编纂及其流通,推动了金代社会的文化进步,在促进了金代社会汉化进程的同时,也对元代的图书出版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商隐的另类咏怀诗之我见

在李唐王朝,有两位伟大的悲剧诗人一直为人所关注,其中一位就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他生活在大唐由盛转衰的时期,时代造就了他的悲剧,使他生活无着落,入仕也为难,颠沛流离,终其一生;但同时也造就了他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成就了他“诗中圣哲”的美名。另一位就是李商隐,正如他的诗一样,他一直是个扑朔迷离、让人欲说还休的角色。     

试析金代中都路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以金代中都路地区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对区域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和空间布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本文认为,金代是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随着金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都路城市群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同时,金中都地区政治格局的改变、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交通格局的改善也使中都路城市群在地域结构上出现新的变化。在空间布局上,区域城市群呈现出以交通道路为骨架,按照河流流域组团分布的格局。     

甘肃出土金代文物略述

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王朝是十二、三世纪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大的政权。综观金代历史,女真族及金代的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以本民族化为主流并广泛吸收各族化,特别是辽化和汉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源化”和“金化”时期。金源化是公元11世纪女真本土的化形态,其实质更多地反映出女真旧俗。     

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盐法”补正

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盐法”补正郭正忠金代的盐务机构,包括盐务专司和兼理衙署两大统系。盐务专司,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统管产销的诸盐使司、分司及其下属场务;二是负责运销或征税的盐运司、盐税院、盐钱局等;三是缉查私鹾的巡捕司。兼理盐...     

南汉国主刘(龙天)简论

刘(龙天)(又名刘岩、刘陟、刘龚),五代时期南汉国的建立者。后梁贞明三年(917),刘(龙天)以广州为兴王府,“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曰乾亨。……立三庙,置百官”建立了割据岭南的封建政权,辖属四十七州,领有今广东、广西之地。次年,刘(龙共)以汉代刘氏后     

金代武举的民族属性——民族关系影响下的制度变革

金章宗时期建立和完善的武举,是专门针对女真人的一种考试制度,这是金代武举不同于唐宋时期的最大特点,而这种特点是与金朝中期女真人汉化加剧、女真统治者对女真传统习俗和尚武之风的维护政策直接相关的。宣宗初期对非女真人开放武举考试,是因为当时军事形势危急,统治者需要吸收非女真人以加强自身武力,还可以消除歧视政策以缓和内部民族矛盾。金代武举制度的建立和重要变革,都与金代的民族关系直接相关。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本文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 (分四个时期 )的宰相为例 ,考察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 ,进而分析其变化。从四个时期宰相的入仕途径来看 ,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 ,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机率逐步衰落 ,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机率也大为减少。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诸色入仕和升迁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直到五代才略有下降 ,小姓兼进士出身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素兼进士出身 ,表明科举出身在诸色入仕与升迁过程中 ,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五代宰相中士族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科举出身者 ,说明在社会动荡中士族的门第已不及科第更能持久地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不衰、家族的不败。     

金代封国之号与国号王爵类型

《金史·百官志》与《大金集礼》对金代大、次、小三等封国之号均有记载。《金史·百官志》中的封国名号主要以明昌之制为准,同时也部分地反映了大定之制;《大金集礼》反映的则是天眷和大定时期的封国等第,但两者对封国之号的记载均有缺失。结合金代相关封爵史料,对两书中的封国名号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厘清金代不同时期不同等级封国之号的名称。金代国号王爵有一字王、一字国王、两字国王三种类型。三种不同称谓的国号王爵具有不同的含义,是区分王爵等级的重要标准。海陵正隆二年"例降封爵等第"后,国号王爵仅见一字王称谓。国号王爵类型的前后变化与金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     

略论金代山西文人与地域文学的发展及原因

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金太祖到海陵王迁都之前(1115-1153),是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复苏期。二是海陵王迁都之后到章宗朝(1153-1209),是金代山西文学的发展期。三是从卫绍王到金亡(1209-1234),是金代山西文学的繁荣期。金代山西地域文学在金末迎来鼎盛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原文化重心的北移;二是"壬辰北渡"时期山西士人的回归;三是金末山西文人的忠国意识与使命感。     

汉相公孙弘述评

西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平民布衣出身,研习《春秋》出名,以举贤良文学入仕,时至耄耋之年才拜相封侯,其仕途、为人处事、历史影响多为世人评说。     

金代铜镜纹饰

黑龙江省出土金代铜镜较多,其纹饰除一部分为仿中原的外,大部分具有本民族自身的特点。通过对这些铜镜的整理,可以找出金代铜镜纹饰的一般特点和规律。现按类型分述如下: 一、龙纹镜金代龙纹镜造型及构图都和同时期中原的龙纹镜有明显的差别,它基本分为单体龙纹和双体龙纹两大类,目前尚未发现多龙或以龙的头部及以龙为主和其它动物组合的纹     

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金代定窑印花盘赏析

<正>在对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河道内晚期地层堆积的考古发掘中,金代定窑瓷器的出土让我们格外兴奋。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中定瓷的不断发现,金代定窑瓷器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定窑》[1]一书中,充分利用金代包括南宋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的资料,从原来归于北宋晚期的定窑瓷器中划分出不少属于金代的产品,这也使得金代定窑瓷器更多地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这批金代定窑     

金元时期京兆仇氏家族考

京兆仇氏是金元时期活动于京兆地区的女真人家族。元朝时期,仇氏家族成员通过诸王重臣举荐、学官入仕与国子监释褐等多种渠道入仕,其族人常在监察机构和地方行政领域任职,政绩突出。仇氏族人在江南和大都积极投身士人文化圈,通常选择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文官家族联姻,与赵孟(?)、许有壬等著名文人多有往来。     

论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分期问题

关于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年代,有北宋晚期、金代熙宗以后两种观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宋金时期定窑均向尚食局进贡瓷器;对2009—2010年定窑窑址和2017—2018年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尚食局"款瓷器,及其他地点出土的该款瓷器进行汇总与分析后,可将其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期三个时期,而不同时期的"尚食局"款瓷器在器形、装饰、特征等方面各有特色。     

元大都漕运问题新探

元代漕运制度至关重要。元太宗时期,燕京漕运继承了金代漕运制度,采用按依限次之法将漕粮运至通州;然后,利用利用金代旧漕河运至元大都。旧漕运河应在朝阳门、呼家楼、白家楼至通州城北一线,与坝河并不是一条河。元世祖时期,实行漕粮海运,在大都地区创立接运制度,设置接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漕粮运输。最初利用坝河转运至大都,随后开凿通惠河进行转运,皆是创举,提升了漕运效率。     

金代铜坐龙的发现与研究

在中国的龙文化研究中,金代的龙纹形象一直包含在宋代龙纹的研究范畴中,宋代又是中国龙形象的定型时期,近年来连续发现的金代铜坐龙,对于中国龙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唐、宋、辽、金代出土的坐龙的形态特征、出土地点、时代背景作以对比研究,得出金代铜坐龙是渊源于辽代的坐龙、受宋代坐龙影响的、包含了女真族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龙的形象,并探索出其发展演变规律及具有守护功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