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巴黎条约》与美国早期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

1783年美英《巴黎条约》是美国外交史上一场最辉煌的胜利,标志着英国最终承认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为美国独立建设新生国家开辟了道路。但是,它在美国国内历经波折才得以批准和付诸执行。《巴黎条约》在美国得以批准和执行的过程,是一个思想观念激烈碰撞交锋的过程。国家主义者抓住这一机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宣传,加深了人民对全国性政府的认识。通过国家法律相对州法律地位至上性的确立,北美人民逐渐接受从"州"的公民到"国家"公民身份的转变。从这个视角来看,《巴黎条约》有助于北美人民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对殖民地问题的反应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虽然反对政府对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并且主张母国与殖民地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但这些反应主要是在经济利益推动之下的权宜之计,而并非出于改变帝国内部关系的深远考虑。英国商人在对殖民地问题做出反应时,是以"不损害帝国主权"作为底线的。这种情况与英国商人阶层在英国政坛上缺乏足够的代表力量结合起来,限制了英国商人阶层在影响英国政府政策方面的效果。     

关于美国民主的清教渊源

本文利用新英格兰殖民地的一些原始档案,通过考察新英格兰清教政体创立和运作的宗教理念以及立法、实践诸情况,论证新英格兰清教蕴含现代美国民主的某些理念和形式,具体体现为限权政府思想和地方教会自治原则,并且清教徒在现实生活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某些“民主”权利。不过,这些“民主”倾向尚未完全跳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藩篱,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创立初期尤为如此,因此,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不可与现代美国民主观念相互混谈,更不可等同。虽然如此,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现实生活的演进,清教不可避免地日益世俗化,最终成为现代美国民主的来源之一。     

美国独立意识的渊源探求——以李剑鸣教授早期美国史研究为范

美国从一个英属殖民地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经历了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殖民地走向最终独立的道路上,革命意识的构建充分反映了殖民地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历史选择。构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的理念,伴随着革命的深入不断强化,革命时期的一系列原则是美国文化的奠基时期。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论《民四条约》的效力与北京政府的主张

一战后,国际法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北京政府敏锐注意到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尝试运用国际法中关于条约有效性的诸学说,探索废除《民四条约》的可行性。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等外交官首次利用情势变迁原则,以中国被迫缔约、该约不利于世界和平等理由,主张《民四条约》应该失效。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利用国际法的意识更加明显,如王正廷利用霍尔的学说,主张《民四条约》无效。和约研究会主张《民四条约》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强调取消《民四条约》是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的义务。华盛顿会议后,外交部根据法籍法律顾问宝道阐述的国际法主流观点,未直接以国会决议宣告《民四条约》无效,而是从国际法情势变迁原则与条约目的须合法两点立论,宣告废约,以谋求与日本进行废约交涉。这是北京政府在和平状态下,利用国际法宣布废约的第一例,为后续中国向列强提出修约、废约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废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革命时期南部州政府的建构——以约翰·亚当斯《关于政府的思考》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建国精英约翰·亚当斯写于革命时期的《关于政府的思考:适用于北美殖民地现状,一位绅士写给朋友的信件》(Thoughts on Government,Applicable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In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Friend,以下简称《思考》),集中表达了他对于英属北美南部殖民地建构新型政府的思考。在美国革命时期,《思考》是最具影响力的关于政府建构问题的一本小册子,成为多数殖民地建州立宪的指南。在美国历史上,《思考》是一份重要文献,无论是研究约翰·亚当斯的学者,还是探讨美国早期政治思想的史家,都无法忽略这份文献。     

美国宪法两种分权体制刍议

美国宪法是美国国家制度的根本法。它确定的美国国体和政体是一个标榜“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国共和政体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以中央与地方分权原则确立的联邦制;二是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确立的总统制。笔者试图对这两种分权体制的内涵、性质和历史作用略加探讨。     

中国拉美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评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美洲史》

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美洲史》是一部有较高学术品位的拉美史著作。两位著者以批判的眼光、求实的精神以及虚心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新的创造:在主题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单纯以独立运动和五大革命为拉美近现代史的主线的做法,强调以现代化为拉美独立后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在研究方法上,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指导,并以这一历史观为理论工具来解释拉美曲折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体例上,吸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纂的《拉丁美洲通史》以拉美自身为主体的编纂立场,创造性地吸收《剑桥拉丁美洲史》所采用的地区性综述与代表性国家相结合的编纂方法,精心设计了一种将历时性叙事与重大论题的论述相结合的体例;在内容上,坚持历史著作的人民性、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和历史主义原则,第一次提出了拉丁美洲"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这一新概念,从源头和根基上破解了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拉美殖民地为什么独立后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历史之谜。《拉丁美洲史》也存在一些矛盾,遭遇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中国拉美史学者必须严肃应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陌生的学术现象和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探析

新基督教右翼,是指美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中一些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宗教保守派。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新基督教右翼组织主要派别有道德多数派、基督教联盟等。美国新基督教右翼势力的主要观点是：在国际问题上,主张强权政治,认为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保证和平;认为以色列国是《新约圣经》启示的体现,美国应全力支持以色列。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在国内问题上,重视传统家庭价值,反对堕胎合法化,主张教育私有化和地方化;相信美国是一个被上帝“捡选”的国家,认为好政府应建立在《圣经》原则的基础之上。新基督教右翼对当今美国社会各个方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民革命与东亚地区的“反帝连带”——以韩国志士吕运亨的在华活动为中心

从韩国、越南等中国周边的殖民地弱小国家的立场来看,树立了反帝目标的中国国民革命是一个新的希望。国民革命中的"反帝连带"主张,即共同对抗使韩国、越南沦为殖民地的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张,也确实使韩国、越南的革命家们将其视作坚实的友军。详细追溯20世纪前半期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领袖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史实,不仅是为了如实还原吕运亨在中国活动的原貌,也是为了通过重温国民革命时期亚洲各民族间的"反帝连带"的实相和意义,来加深对国民革命的国际形象的理解。吕运亨参与国民革命的初衷,便是希望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能借助中国支持而实现韩国独立与革命成功。由此可见,对于吕运亨而言,中国国民革命并非他国之革命,而是祖国韩国之革命。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反帝连带"现场的国民革命,同时也是同时代东亚地区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弱小国家独立运动的阵地。     

对《范登堡决议案》的历史思考

《范登堡决议案》是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在战后初期美国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决议案所确立的一些政治原则,如联合国框架下的"区域性安全"与"独立和集体自我防御"原则、"自助与相互援助"原则,成为大西洋联盟政策所尊奉的圭臬,对美国外交政策、国内政治实践、美欧联盟关系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范登堡决议案》也加剧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冷战对抗性;从长远看,《范登堡决议案》导致了美国内政外交的不稳定发展。     

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论文总结了戴国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解决思路。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战后的排华运动是将华侨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代罪羔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单一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解决思路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建立多民族国家内的"自立与共生"关系。     

一七七六年“条约计划”及其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

1776年"条约计划"是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在对外关系上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主要是为这个新独立国家派往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代表提供一个与这些国家王室或政府进行谈判的条约蓝本。大陆会议制定"条约计划"的前提是美国不卷入大洋彼岸的政治事务,只能以互惠的商业往来谋得法国等国对美国独立事业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取向反映了"条约计划"起草者约翰.亚当斯那一代人对美国在国际社会所扮演角色的"定位"。这一重要文件对美国早期外交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美国早期外交的活动基本上限定在"条约计划"已经确定好的框架之内,奠定了美国政府早期对外政策的基础。     

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

美国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界定和评价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反映了古典政体理论和殖民地时期民主概念的影响,又呈现出新的演变方向。当时人对民主的理解很不一致,对民主的价值评判也存在尖锐的分歧。这种基于不同的民主定义而产生的意见交锋,推动了对新型政体的探索,促成了“代表制民主”概念的出现。“代表制民主”的概念既是美国人对革命时期政体实验的观察和总结,也是民主政治“精英化”和精英政治“民主化”这一双向过程的产物。它对古代民主的原则和机制均做了改造,吸收了许多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因素。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反民主派”的得势,毋宁说是“民主派”的胜利。     

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正>2010年1月27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作者所指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体安全"。作者明确指出:"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者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     

略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体观

也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政治家之一。分歧的焦点在于汉密尔顿的政体观。关于汉密尔顿的政体观,世人争议颇大。从汉密尔顿那个时代以来,他就被政敌们攻击为民主的敌人,反动势力的盟友、特权利益集团的同盟者,追求建立富人国家的亲英分子和反对共和制的主谋。在大部分关于汉密尔顿的著作中,都指责他是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都是他们未参加革命以前的身份。武昌起义以后,他们分别放弃了君主立宪主张,投入革命行列;宣布独立光复,脱离清朝政府,加入民国军政府。他们与革命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一起组成了革命统一阵线。南京临时政府就是这革命统一阵线的革命政府,并且是按照同盟会《军政府宣言》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的行政、立法二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奠定了向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体过渡的法律基础。其职能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从封建专制统治转化为现代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文明政府。     

征稿启事

正《炎黄春秋》杂志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重点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和评价。我刊用稿坚持如下几条原则,敬请广大作者朋友在投稿时注意。1.杂志社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2.以中共中央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从美拉关系看美国的人权外交

“人权外交”是一个国家以“人权”为原则在国际关系方面进行的活动。它兴起的时间不长,本世纪70年代发轫于欧洲。1975年8月1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国家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欧洲关于指导与会国间关系原则的宣言》,首次正式将“人权’列为指导包括东、西欧国家和美国、加拿大在内的35个与会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中首先大力实行“人权外交”的当推197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本文拟就卡特提出“人权外交”的理论根据、时代背景、历史渊源和外交实践等问题,对美国的“人权外交”及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作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