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商会的早期认识述论

商会作为"舶来品",是西方商业文化、制度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对它的认识有个过程.且认识的角度也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对1904年中国商会诞生以前的商会早期认识进行考察,认为有从官办商会、官督商办商会、商办商会;有从保伸商权、开展"商战",有从倡导地方自治,有从维持清政府统治等角度去认识商会,涉及到商会的开办方式、组织系统、营运程序、功能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而分析了此时期中国时商会的认识所具有的特点与社会背景,指出这些认识对当今新兴商会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新思路的结果,章开沅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史研究率先予以大力倡导,具有开创之功。随后使商会史研究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领域,主要得益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继而又运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考察和分析商会,不仅推进了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使"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逐渐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领域。近30余年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同时也应避免在借用当今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     

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

1927—1936年间上海、天津等地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与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活动表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组与整顿,但此期间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并未完全屈服于政府的强权统治,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政府与商会关系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内容,仅仅归结于政治上的互动或用一个模式加以概括则很可能失之简单或片面。     

民国时期工业会成立原因探析

1947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工业会法》,决定在各省、市、县建立各级工业会,全国成立工业总会。从此,工业团体获得了与商会并驾齐驱的法律地位,并建立了一整套工业团体组织系统。本文从工业团体发展演变、工商团体中工与商之间关系及国民政府与工业团体关系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工业会成立原因。     

试论伪满《新商会法》的颁布及其调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沦陷。在长期的沦陷时期,日本不择手段地对哈尔滨商会的组织系统进行渗透,使哈尔滨商会在其上层领导人的把持下,充当了日本调控东北市场的工具。本文依据《滨江时报》,对《新商会法》的酝酿、条文的颁布、实施后的调整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第二轮修县市志应重视对商会、行业协会的记述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在很多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商会、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企业并列的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承担起政府、企业退出的部分社会工作,发挥了沟通企业与政府、生产与消费的双重作用.文章认为首轮修志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或只简略）涉及到商会、行业协会的内容,第二轮修志要记足、记好这部分的内容,应按其社会团体这一属性安排篇目,文章以工商领域的商会、行业协会为例,拟在社会团体篇工商团体节中记述,记述的内容应追溯商会、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原因、作用及存在问题等几方面,可采用文字及表格形式记载.     

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的广州市商会

1931年5月27日,广州方面反蒋势力联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开始。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为对象,考察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态度及其活动,分析在这一特殊时期,广州市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处于夹缝中的广州市商会在政治上,态度随势变化,难有作为,基本沦为政府的附庸。但在经济上尚未丧失独立人格,尤其是在减免税收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极力维护商民利益。在抗日爱国、社会慈善、发展自身组织等方面,也充分施展了社会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

清末各地商会诞生之后,商界有识之士又意识到应该使"会与会联合而成大会"。1907年和1909年上海商会两次发起召开的商会讨论会,都曾商议成立华商联合会事项,并设立开办处负责筹备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上海、汉口商会继续推动华商联合会的成立,并于1912年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举行期间接连召集商会代表商讨相关事宜,通过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呈请工商部批准立案,终使全国性商会组织得以正式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体现了商人合群思想与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增强,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青海传统文化及其转型问题

传统文化的发展、延伸,影响地域文化的发展,也影响地域经济与社会的进步。研究地域性传统文化,吸纳　　其优秀成分,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青海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研究青海传统文化之特征、特质、转型问题,对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青海地域文化,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研究了青海传统文化的发展、特征、特质及其转型问题。     

秦朝亡于政而非亡于制——答陈延嘉先生之“商榷”

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与法家思想之对错是两回事,秦始皇根据法家思想主张的君主专制思想建立了地主经济上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政治制度延续了两千余年,证明法家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政治制度是适应当时历史政治、经济需要的。法家"重刑轻罪"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汉律完全承继了秦律的框架、刑罚种类,与秦律没有根本的区别,也没有引起政权的危机;相反,汉初"惩恶秦之政""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造就了文景时的府库有盈余,成就了"人得自安""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的"文景之治"。     

吴县反日救国会及县商会抵制日货活动资料选编

“九一八”事变后,苏州地方各界奋起救国,各种反日团体纷纷成立,吴县反日救国会即为其中之一。在吴县县商会的协助下,反日救国会开展了抵制日货活动,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然而,随着抵制活动的深入,反日会在处理日贷过程中损伤了一部份商人的经济利益,县商会因而也转变了态度,由于吴县地方国民党党整会等的干涉,反日救国会最终被迫停止了活动。本组资料大致反映了这一活动的基本过程,可供研究吴县地方反日救国会及县商会活动之参考。特自馆藏档案中选出,公布于后。     

日伪统制经济下的忻县商会

抗战时期的日伪忻县商会档案非常丰富,保留至今,尚未为学界关注和利用。本文主要依据此档案,以忻县商会为个案,考察当时日本对华北工商业经济统制的纵向体系、实施状况,分析该时期忻县商会与统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探讨日伪统治下地方商会的复杂角色,以期丰富沦陷区社会经济和商会史研究。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与启示

虽然以中国、日本、越南为代表的亚洲地区的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但是作为主导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主流的欧洲经验与理念,仍然具有普遍意义。本文以研究一系列文化遗产国际准则诞生的社会背景为内容,在追寻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发展历程的时候,努力探索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原因,如经济的、战争的因素等等。每一次大的社会巨变,都有可能对极其脆弱的文化遗产造成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对遭受损害的文化遗产的倍加爱护,有时甚至是抢救性的行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就是在一次次的应对社会巨变中发展、丰富的。这对于处在社会巨变中的中国来说,建立起既遵循国际准则精神又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遗产理念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变革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史学月刊“新史学青年论坛”学术综述

正经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斯·韦伯曾说过,经济与社会结构之间确有亲和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反过来,经济通常也受到其所置身之社会的影响。经济与社会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经济研究也不是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对经济与社会密切关系的认知,2017年10月20-22日,《史学月刊》编辑部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以"变革时代的经济与社会"为主题,联合主办了"新史学青年论坛"。此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征文170余篇,遴选52篇参会,作者分布在海内外3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议题涵盖了中国     

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

一　推向海外的商会网络 1　　 (一 )分布情况190 4年制定的商会简明章程促使国内各地商会纷纷成立。在清朝最后的 10年里 ,它几乎推广到有县制存在的全国各地。由于激烈的社会变动和经济活动的广泛化 ,工商业者抱有了对于社会经济秩序完整的希求和统合工商业者自身的愿望。因此 ,自国外移植过来的商业会议所 (商会 )体制很快就配合了他们的要求 ,而中国的商会迅速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基层部分。笔者认为 ,可称为“内发型发展”典型的中国民间商会 ,除了具有“总商会”、“商会”并存的双层机构、以“全国商会联合会”作为常设领导机关完备的全…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     

近代工人阶级“年龄较轻”弱点的辩证性与党的产生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是否具备产生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条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性质等问题上,至今史学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之所以会产生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其基本原因之一,是由于人们对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年龄较轻"这一突出弱点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其实,上述这一弱点具有辩证性、相对性,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妨碍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     

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