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两篇文章

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以下简称《两篇文章》),历来被认为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的确,陈独秀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但陈独秀写作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和意图并不是为了阐述他的“二革命论”,而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探源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推行,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提出并得以推行?原因究竟在哪里?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错误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是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但是,陈独秀无视这一客观条件的存在,把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理论界在考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时,往往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其自身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国共合作的实际环境相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仔细阅读陈独秀的著述,不难发现,陈独秀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基于其社会历史进化观,这种社会历史进化观深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才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概念的由来及其表述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没有使用过,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也没有使用过.1927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最早提出"二次革命论"概念,以后蔡和森、李立三、华岗等提出并使用过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提出后只在极小的范围和时限内使用,直到建国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将陈独秀的理论概括为"二次革命论",何干之、胡华、李新等学者相继采用这一说法,这一概念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因此,"二次革命论"概念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有关,也与当时"左"倾情绪有关;这一概念的使用只含有学术意味,并不带有政治意味.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革命转变问题的探索

近年来,史学界对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是否主张“二次革命论”展开了讨论,我们持否定看法,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对革命的转变、革命前途以及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性质、经济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     

“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

“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周伟洲公元３～９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本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历史学家都试图提出一种认识或理解这一时期的钥匙,也就是一种研究的体系或方法...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教育思想的演变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教育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和新教育改革的有力支持者.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教育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自1915年9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其主要内容和特征是宣传以科学、民主为精神和方法的资产阶级新教育,猛烈抨击封建旧教育,鼓吹"教育决定论"和"教育救国论".第二阶段从五四运动后至1922年.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某些教育问题,同时又十分推崇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两种教育思想混存一体的现象.第三阶段在1923年至1924年.他彻底放弃了资产阶级教育观及"教育救国"论,认为中国只有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提出教育要服务于政治革命,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教育侵略.     

论陈独秀对人权与反帝反封建关系的认识

论陈独秀对人权与反帝反封建关系的认识陈家骥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具有中国特点人权理论的思想家。笔者认为其人权理论包含如下内容：一、反对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人民实现人权的先决条件陈独秀正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具争议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主义"是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主要动力以及与国民党关系等方面的错误观点和见解的总称。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其中以蔡和森的批判最为独特、精到。而蔡和森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论陈独秀主义》[1]一文。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个论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忽略,分析探讨陈独秀对这场争论所持的态度及其变化,可以为梳理五四期间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脉络以及“新青年”阵营分化的必然性,提供一个侧面的参照。本文认为,不宜夸大这场争论的意义,倒是论战高潮过后的压台人物陈独秀的总结性言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何评价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

对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的评价,是目前党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过去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次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标志”,会议通过的议决案“形成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理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一九七九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们对这     

陈独秀国家统一思想述论

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经历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他主张国民党、进步党、北洋官僚三大势力平分政权,实行联邦制以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这一时期陈独秀对国家统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肤浅的乃至于错误的.第二阶段,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提出了通过人民革命方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最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系列观点,从而构成了关于国家统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虽存在若干失误,但与同时代人比较,仍不失为最激进、最彻底、最可行的国家统一观.     

陈独秀为国民党设计的一条“正轨”

陈独秀在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指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是陈独秀在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陈独秀１９２７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及局限

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之一,其功绩和影响之大,世所公认。值得指出的是,陈独秀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可贵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求实精神。他认为马克思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行动”两大精神,我们应“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同时,“还需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178页）陈独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建党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探索中形成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看法,从而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柏文蔚与安徽“二次革命”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图谋“帝制自为”,残害革命党人,蔑视议会,独断专行,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只剩下一块“共和”招牌。1913年7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发动反对专制独裁、维护共和政体的革命战争,因它是辛亥革命的一次补课,故史称“二次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涌现出名的“讨袁四督”,安徽都督柏蔚即是其中的一位中坚人物。本对柏蔚领导安徽“二次革命”的曲折生动的经历介绍如下。     

“归国留学生”与“老怪物”——胡适与辜鸿铭

“套鸟的圈套”1919年夏天,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比平时更忙。《每周评论》每一期几乎都有他的文章,在最近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认为“中国文学语言,不再是一种创造性文学作品能胜任的工具。哪有一种死语言能适合于创造性文学的?”7月5日,辜鸿铭在北大写反对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指名道姓向胡适叫战。这篇文章7月12日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密勒氏译论》上。辜鸿铭写道:“当胡适教授用他那音乐般的声音谈论‘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谈论’为观念和思想的彻底变革铺路,唯有此种变革,能够为全民族创造条件时,…     

“五四”时期的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年)山东聊城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对其整个一生的功过是非,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作出全面评价,本文仅就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活动,试作分析。一“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因而我国的思想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新思想的影响和激荡下,1918年11月,北京大学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邀集了部分进步同学,创办了新潮社,出版了《新潮》月刊。     

“述而不论”刍议

“述而不论”刍议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余楚修纂修志书是否应该坚持“述而不论”,目前在志界同仁中尚属见仁见智,并未形成一致意见。赞成者认为这是志书纂修的一大特点,应该坚持;反对者则认为这是老框框,应该突破。一些已成的志书,尽管《凡例》中讲了要坚持“述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