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

自留地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由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补充性的土地经营制度。它经历了反复几次的"放和收",最终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实施而基本定型。自留地是社员拥有的具有长期使用权和相对完整收益权的自由小天地,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语·八佾》“文献”

《论语》孔子所云“献”是具有证据功能的字资料。历代学训“献”为“贤”一误再误,各种诠释皆不圆孔子之说。据“献”字本义和古代注重收集民情传统考查,“献”是下情上达的字资料,与“”的区别仅在于强调其最初来自庙堂之下进献。当下情上达的字资料,“藏于秘室’’而与庙堂原有之“”久居共处,或两糅合一起时,“”与“献”的区别也就日益消失而没有意义,故笼而统之称为“献”。     

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剖析

戊戌政变后,慈禧心中的“仇洋”情结不断膨胀,终于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流,并在一段时间内支配着她的行动。她一手导演的“宣战”闹剧,实质上是“己亥建储”的继续,是她在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为实现“废立”而设计的“短、平、快”战术。慈禧于“宣战”五天后表示：由于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其实清廷利用义和团、对外主战的内外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北京失陷后、她立即撕下虚伪的面具,把“肇祸”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同时把“纵容拳匪,启衅友邦”的责任推给了“首祸王大臣”。     

江南分省考议

在清代 ,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单位析分成为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这在清朝甚至是整个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幕。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江南分省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 ,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才完成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江南分省实现了“名”和“实”两方面的转变。并且 ,这种“名”的转变是建立在“实”的转变的基础上的。     

乾隆朝钱塘江海塘工程经费问题研究——兼论十八世纪清朝政府职能的全面加强

乾隆朝,钱塘江海塘工程不仅实现了"民修"到"官修"的转型,而且为了实现"一劳永逸"的目标,清朝政府不惜帑金,大规模修筑鱼鳞大石塘,至乾隆末年海塘工程体系终于建立起来。中国历史上,治水历来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工程经费投入往往体现出政府执行相关职能的强弱和积极性的高低。以经费问题为引,以国家的视角考察钱塘江海塘工程,并结合相关研究,将会展示出十八世纪政府职能全面加强的历史图景。     

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

秦朝末年,中原纷扰,匈奴南下与秦界于＂故塞＂,所谓＂故塞＂,即是战国时期修筑的秦昭襄王长城、赵武灵王长城和燕长城。汉兴之后,依然与匈奴以＂故塞＂为界,虽然匈奴屡屡进犯,但由于汉军的顽强抵抗和匈奴民族习性使然,西汉仍能保持这条边界,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此边界才开始向外拓展。辽东一地较为特殊,其地退守＂故塞＂...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论析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是"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延伸,但不能将两者混淆。"一边倒"外交战略着眼点在于社会制度的一致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国防巩固,它的提出既有历史经验的因素,更取决于新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它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一个符合当时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商周管邑地望考略

本文结合考古资料、古文字和传世文献,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管已在郑州西北郊一带,商代晚期的管邑也应在郑州西北郊一带,郑州战国城是战国管邑,而郑州商城是早商时期的管邑。郑州商城是商汤灭夏以后建立的都城,称管亳,可以简称亳。     

清代十八省的形成

本文从清宫和内阁档案入手,探讨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并揭示了清初的"分省"实际是"地层累积"式建构的产物,其发端就是乾隆晚期官方编撰的一系列志书、政书;"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而只是一种应用宽泛的通称,因此清代的官方文件中存着多个"十八省"体系外的省,并且省下有省。另外,本文还揭示了"统部"的真实含义。     

民初宪法会议的困境与破解尝试(1916-1917)

护国运动后,宪法会议在国人期待中召开,却因党争激烈,久议而不能决,制宪工作陷入困境。对此,章士钊再提"调和立国"之法,希望以此破解制宪僵局。"调和"逐渐成为制宪的主流思想主张,为大多数议员接纳,并促成"孔教入宪"等诸多争议问题的解决。然而,该主张却始终无法解决"省制入宪"和"解散权与不信任决议权"等问题,导致宪法会议停滞,国会也因此被再次解散。宪法会议失败的原因在于各党派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民利益之上,破坏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共识难以形成,宪法也就成了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