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秦汉国家在自然聚落的基础上划分行政区“里”,选任里吏,辅助官府统治基层社会。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改变以社会自治领袖为里吏的传统,规定里典、里老原则上由无爵年长者出任,以期消除民间秩序对官僚行政的阻碍。这一举措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加速了秦的灭亡。汉初调整政策,设置三老官属,有意扶植、利用社会领袖。但里老一职被废除,三老官属人数有限,影响力无法深入里中。西汉中期兴起的循吏政治,推动在里中增设“父老”一职,并使之成为通制。里父老却迅速偏离原定的教化职能,转而负担诸多日常杂务,趋于差役化和卑微化。此后,里吏与社会领袖事实上趋于分离,使得汉末魏晋的国家难以有效控制基层社会。     

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对黄老道家的学术概括,“新道家”的提出则填补了学术空白,对深化研究有着启示意义。战国时期以帛书为主体的黄老学派标志着新道家的形成,《吕氏春秋》是其发展形态。西汉前期的政治是新道家的全面实践。东汉前期的“吏化”儒生和对谶纬的控制,使士人的学术路径转变,导致儒法统一和儒生对新道家的重新取舍,儒道合流。     

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

西汉末年儒生之归附王莽是因为西汉在制度及其运作的两个层面均不能满足其入仕的要求,而不是为了通过王莽实现其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刘秀“尊祟节义”重用儒生的本质一方面是满足儒生的利禄追求,一方面是在精神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对儒生的控制,把儒生彻底地吏化;儒生遂彻底放弃其批判、改造现实的传统而以“吏事”为业,导致了儒学衰退的同时,也消弭了儒生的伦理实践。     

秦汉“长吏”考

在秦汉四百多年时间中 ,“长吏”的含义有过变化 :秦及西汉时期大致指县令长、丞尉等县级官吏 ,但西汉有时也仅指县令长 ;到东汉时期则转为郡国守相和县令长等地方行政首长 ,而不及其佐官。秦及西汉时期 ,“长吏”还没有完全专有名词化 ,故还有用作“大吏”和“上级官吏”之意 ,到东汉则基本为地方治民长官专用了。而都官长丞和侯家丞自始至终没有被包含在长吏的含义内。这从尹湾汉简所载东海郡县长吏和都官长丞、侯家丞的迁转差异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答陈启云先生

本文从理论方法到史实系统地回答了陈启云先生的批评。认为用“心态史”的方法、按照“学理”来“联贯”分析汉代儒生价值观念存在着重大不足,得出的结论背离了历史真实。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从社会变迁对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吏化”的发展、西汉末年儒生追随王莽的原因、东汉清议与党锢的政治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的正确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论。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外戚宦官与“党锢”

刘秀在农民战争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其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西汉王朝地主政权的继续发展。东漠政权的存在,共一百九十六年,在这将近二百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除了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无数次反抗暴动以外,而统治阶级内部却拼命的闹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是当时的外戚宦官的专权与所谓「党锢之祸」。在东汉一代的政治舞台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有三种人物在活跃着,即儒生、宦官、外戚,这三种人物:按其阶级属性来说,都是属于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按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来说,他是作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出现的。先说儒生,儒生大部份是出身于官僚、商人、地主,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活动,是从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开始的,刘秀本人就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他自始就热中与对地主阶级的勾结,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他不但保留了从西汉新莽以来的旧的官僚、商人、地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西州与东汉政权的建立

随着汉武帝对西北的拓土与开发,最初指称西南的区域概念"西州"逐渐扩及西北之朔方、凉州,有时甚至专指西北。两汉之际西北移民增多,经济渐盛,地方豪族发展壮大,地方乡里认同和区域关系网初步形成,完成了从异域到旧疆的转变。隗嚣、窦融和卢芳三股西州割据势力,凭借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羌胡劲兵对东汉政权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中,边疆并不完全是被动性的,亦有其主体性及主动选择的空间。     

汉代儒学的神学化

为适应汉代政治统治的需要,儒学在汉代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儒学的神学化理论宣扬君权至上,神化三纲五常,通过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建立起来,在东汉谶纬神学盛行的土壤上,迅速被统治者重视,使之不断上升为国家意识,最终在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完成。在这一过程中神权与王权、宗教预言与政治预言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     

浅析王符的赏罚思想

王符所处的年代,是东汉王朝由盛世急剧走向衰败的时期,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很严重,所以他非常重视国家的法制建设.面对"浮侈"现象的恶性漫延和骄臣恶吏的胡作非为,他强调光靠道德教化是不行的,必须大力强化法制,而赏罚是"治乱之枢机",法律条文必须依靠赏罚来维持.王符在致力于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的同时,"赏罚"就成为了...     

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

同治初年,常熟形成以世家大族为特征的地方权力格局。戊戌政变期间,这些世家大族卷入朝廷权力斗争,翁同龢等人与慈禧太后的亲信刚毅成为政敌。戊戌政变后,刚毅清理田赋,对常熟士绅进行政治打击。当地青年士绅不满地方权力结构,他们组织中西学社,争夺由世家大族控制的地方经费。他们也不满刚毅的政治打击,沈鹏在《国闻报》刊布弹劾刚毅等人之奏稿,引起朝野震动。徐兆玮提出"士气"论,认为士绅应当承担田赋征纳的责任,参与地方事务,进而伸张民权。这种思想受到江南经世思想传统及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反映了当时常熟青年士绅的普遍观念。清末新政之后,认同"士气"论的常熟青年士绅逐渐主导地方政治,开启了新的地方权力格局。     

东汉三国长沙临湘县的辖乡与分部——兼论县下分部的治理方式与县廷属吏构成

秦汉国家在地方统治中推行郡县制,而在县以下诉诸分部的治理手段。除由县(或郡)派出属吏驻于固有地域单元,形成诸如乡部、亭部等管理系统外,县廷事务的办理多采用在界内依方位派出直属吏巡行的模式。对县下分部,学界以往的认识停留在廷掾“监乡五部”的制度史层面,而固定片区简牍文献的密集发现,为解剖麻雀式观察县下治理场景提供可能。本文即依据出土汉、吴简牍对长沙郡首县临湘辖乡与分部情况进行的研究,先借助统计手段,考证东汉、三国临湘辖乡的数量和名称、乡部属吏的设置;继而考察县下方位部的划分：东汉临湘县置左、右(城中)、东、西、南、北(城外)六部,桑乡单为一部,以行监察诸务,部内大吏以劝农贼捕掾或邮亭掾为名,无固定治所,常以亭为“在所”;至三国,乡部及其属吏系统隐退,县内事务主要由县分部派出执役者办理;以嘉禾四年(235)八月为例,临湘侯国的辖乡组合为六部,各置劝农掾。在方位部执役之吏,服务于县的性质凸显,以往多被归于诸曹吏,实应属外部吏,与门下吏、诸曹吏构成分立的县廷属吏格局。     

都督制：魏晋内乱的祸源

正都督最初是监督军队的临时之职,东汉光武帝时因为战争频繁,军队出征时暂时设置督军御史以监督诸军,这就是都督制最早的起源。一东汉王朝是在地主豪强的辅助之下建立的,因此汉光武帝等东汉皇帝都不敢对地方豪强采取过于强烈的打击政策,致使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势力极度膨胀,甚至可以直接对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地方军权为私人所用,东汉削减了郡国的国家军力。结果,地方基层的社会秩序,     

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建校,经费完全由江苏省截留的"国税"承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重新划分,直接影响中央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各方围绕该校经费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博弈。直到1932年8月,中央大学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学校完成教育经费层面上的"再国立化"。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演变,透视出近代中国大学"国立"的政治经济蕴含,以及国民党治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框架中,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     

汉代黄老学述略——兼及曹魏时期

两汉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汉前期,部分地方黄老学派由隐而显,先后进入朝廷,开创了黄老学由民间学说飞跃而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仅止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他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有黄老学者或集聚于王公卿相门下讲论“道”“德”,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若干地方黄老学中心。司马迁所说“儒道互绌”应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汉魏时期崇习黄老的学者中,不但出现了家庭式、家族式的黄老学者团体,而且出现了对黄老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位女性。     

清代教化研究述评

正"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2页)。教化在国家治理、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教化直接关乎地方风化、社会秩序、国家治理,乃至治乱兴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代的统治者均十分重视教化。清朝统治者也倡教化以稳定社会。关于清代教化的研究,自清季民国以来,渐有成果零星出现,但多以各类专门研究中略有涉及为主。如孙俍工《戏剧作法讲义》(亚东图书馆,1925年)     

从化外之地到两个文化带的相继发育─—宋代以前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

长期以来,两宋以前福建的早期文化格局一直模糊不清。作者在详尽考察两宋以前福建文化格局具体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指出移民的地域开发、地方行政管理的深入和文教的持久性开展,才是推动早期福建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并逐渐形成了沿海与内陆分异的两个文化带,从而澄清了福建文化闽江流域策源地的传统观点。     

六朝时代与地域社会——《六朝地域社会丛书》总序

一、中国统一政治与地域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特征的倾向是:政治总是朝着由单一政权控制的中央集权演化.殷周时代是以部族制社会为基础的都市国家时代.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时代,王的权威也是强大的,凌驾于分布在广阔领域里的其他都市国家势力之上,而且是世袭的.长达一千年以上的殷周时代的政治过程,是为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后半叶,秦始皇平定全国、中国开始建立第一个统一政权的准备过程.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自秦以来至今的中国,二千数百年间,一直是处于统一政治体制之下.当然,虽因内乱、外患,国内曾分裂成多个政权.但不久就被平定,重新建立统一政治下的安定社会.但是,统一政治又是怎样出现的呢?《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名句.这虽然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而说的,但也清楚地表现了每个人及其家族,要通过乡邦和统一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从这点可以看出,统一政治如果不以各地域为基础是不能成立的.最能典型考察统一政治与地域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代,是两汉至六朝.众所周至,汉代的政治是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政治.仅仅是中央政权的单方行政,是不可能实现统一政治的.地方社会中,乡三老、县三老对地域民众的领导权是公认的.就县一级来看,官僚制与父老制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