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隍庙考

明清时期的都城隍庙在建置中呈现出复杂局面。明代祀典中之京都城隍庙是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的都城隍庙,除此之外,几乎在不同层级的聚落都存在都城隍庙。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都城隍神自身的演化,其一,京都城隍神由都城隍神或称天下都城隍神发展而来,是后者的一种官方形态,都城隍神与京都无必然联系;其二,都城隍神的管辖范围不再固定为"天下",它可以是省,也可以是更小的地域。     

论城隍神信仰的产生与龙神职能的变化

城隍神信仰是我国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很有来历,龙神职能的变化与它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城隍神即城市的保护神,这是“城隍神”一词的基本涵义。这种民间信仰产生以后,有所衍变和发展。后来,人们不只是把城隍神当作城市的保护神,而是把城隍神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保护神。在汉族地区,城隍神信仰非常普遍,人们总是把当地城隍庙里所供奉的城隍老爷当作自己的保护神进行崇拜,祈求避邪御凶、吉祥幸福。文献记载保存了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隍神信仰的材料。据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记载：…     

城隍庙的世俗担当:反腐戒贪

正古代中国,有着多神崇拜的文化体系。而祭祀城隍的历史久远,逐渐形成了城隍庙的祭祀和商业功能。到了明清时期,城隍庙更是备受青睐,统治者扩展了其道德教化功能,使之兼具了醒世警世的功能。众所周知,城隍神是中华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灵之一,是护城佑民、主掌冥籍的城市保护神。早在周朝,人们就开始腊祭"八神",其中第七神"水庸神"即城隍神。城隍庙主祀城隍,     

省城隍庙考

省城隍庙为建于省城供省级官员拜谒的城隍庙。自邓嗣禹作《城隍考》至今六十余年 ,迄无专文探讨。笔者不揣浅陋 ,试从始建时间、建立始末及称都城隍庙问题三个方面 ,对省城隍庙的历史作一简要考察 ,以就正于方家。一省城隍庙始建于何时 ,史无明文。从文献资料看 ,清初始有省城隍庙的记载 ,顺治《祥符县志》所记河南“省城隍庙” ,为文献所见较早的一座。这是否为省城隍庙之始 ?有文献说明代无省城隍庙 ,比如田艺蘅《留青日札》(成于隆庆年间 )记载 ,天下布政司 (省 )无城隍庙 ,省城隍神皆配享于京都城隍庙。① 朱国桢《涌幢小品》 (成于天启…     

上海的老城隍庙

上海地区供奉城隍由来已久。早在宋淳佑七年（1247年）,华亭即立城隍庙。上海在置县前,也供祀城隍于淡井庙。以作为华亭县城隍行殿,后人称老城隍。明朝开国后,于洪武二年（1369）,诏封天下州县城隍府神为显佑伯。     

试论城隍庙的建造依据--兼与郑土有、王贤淼两同志商榷

自邓嗣禹作《城隍考》始,研究城隍信仰的论著不可谓少,城隍信仰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涉及。其中,城隍神的起源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神祗源流的追溯,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基础。但与其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即城隍信仰在20世纪上半叶逐步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却很少有人问津。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为民间信仰,城隍信仰同其他民间信仰一样,经历了清末以来基于“破除迷信”的历次运动,     

上海“三城隍”的由来

旧时,凡县治所在之地,城中必建有一所神祠,俗称城隍庙,为供奉祭祀一地的城隍神所用。城隍,民间传说是主管某个城的神,故凡“祈雨、求晴、禳灾诸事”“公私每有祈祷”。古人还认为：“生而为英,殁而为灵”,故天下之城隍,往往生前实有其人。     

城隍向百姓敞开的衙门

星罗棋布的城隍庙系统像一张巨大的网,其结点遍布华夏大地的每个府县城池。世世代代的人们相信城隍神能保城护民,安生恤死.每年的城隍巡游和庙会,曾经是无数中国城镇里最热闹盛大的公共活动。千百年来城隍信仰的源起和流转,也折射着中国社会的风云变迁。     

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

本文探讨的是清代江南地区城隍庙中道士的社会角色。一般的宗教仪式专家和社会团体与这些庙宇的宗教生活关系密切,而道士组织城隍崇拜的方式,掺杂了他们对于道教官僚体系的信条。城隍庙像一个衙门一样运转,管控司法公正,并向当地的住户征收象征性的税饷,道士在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展示城隍庙道士与天师管治之间的不同互动方式(如敕封、道士往来、神判仪式)。笔者认为,通过城隍庙及以城隍庙为中心的道教官僚体系,江南的道士精英参与了帝国的国家建设。     

久负盛名的清江浦城隍庙

<正>明清时期的清江浦因运河而兴,为保淮水安澜,各种寺庙应运而生。作为能护卫百姓安全,保佑一方平安之神——城隍,更深受人们的推崇,顶礼膜拜,因此城隍庙的香火非常旺盛,长年不衰,尤其每年的庙会十分隆重。清江浦老人,对城隍庙的盛事记忆犹新,随便问及哪一位,多能叙说一段,侃侃而谈。信仰城隍的人很广泛,总是万事皆去求他,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大到护国保城、降雨防涝、放晴抗旱、五谷丰收,小到出门     

陕西地区城隍庙的文化艺术价值及其开发利用

城隍庙是古代供奉和祭祀城市的守护神“城隍”之地,陕西各地保存了数座城隍庙建筑群,这些城隍庙各具特色。本文讨论了各地城隍庙的艺术价值和民俗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开发利用的措施和重要意义。     

旅居的神灵：南京湖南定湘王行宫史事考

<正>民国24年（1935）6月,湖南旅京同乡定湘王行宫董事会印行《湖南定湘王行宫志略》（以下简称《行宫志略》）[1],对南京重要的宗教建筑定湘王行宫历史和管理章程作了系统梳理。定湘王本为清代湖南善化县城隍神,清政府为了安抚太平军攻打长沙城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商民,在民众的请求下对善化城隍有所敕封。民间与官方的密切合作使得定湘王信仰在长沙本地迅速形成了一张信仰、文化和经济等相联系的关系网[2],并通过旅居的湖南籍军队和士商,将信仰散播到陕甘、新疆、     

泉州与台湾城隍庙信仰述谈

城隍信仰在中国的形成和流播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唐宋以来,泉州的城隍神位越发显赫。特别是明朝倭患的加剧,当地民众更尊城隍为城市的保护神。明末清初,台湾海峡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城隍信仰随着移民的足迹分灵台岛,城隍庙成为台湾官祀的四大庙之一。本文就清廷治台、日本据台、台岛光复的几个历史时期,对台湾城隍庙作些简述,从中分析城隍信仰在泉州与台湾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宋代生祠的盛行与地方社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民间信仰的多元图景——以武烈帝陈果仁为例

隋唐以来,武烈帝陈果仁便是常州及附近地区重要的神祗,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列入官方正祀。但陈果仁本人的事迹却在正史编纂和民间传说中,有着极大的差别,并渐渐地从历史性的形象转化成为复数性的、非历史性的形象,呈现出一副极为复杂的图景。而官方、士人、民众等不同社会阶层对待他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国家力图实现对民间信仰的控驭,地方士绅则希望以此来维护地方利益,普通百姓则可以通过信仰来获得心理慰藉和进行娱乐。而正是通过民间社会和国家间的不断互动和交换,民间信仰才得以发展起来。基于此,本文便拟通过考察陈果仁从人到神的过程及其在民间的影响,来展现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所体现的不同图景,以探讨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庄浪出土宋代王家城城隍庙石碑考辨

庄浪县出土的北宋嘉韦占五年（1060）城隍庙石碑是目前甘肃境内发现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城隍庙石碑，该碑记为研究我国古代城隍庙历史和城隍（神）提供了珍贵资料。碑文记载了北宋静边寨步将刘沪将军审时度势，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收复并修筑了在宋夏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的水洛城这一重要史实以及刘沪收复水洛城的过程。关于这段历史，《宋史·郑戬传》和《宋史·刘沪传》都语焉不详，碑文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翔实史料。本文通过考证石碑出土地点，确定了北宋重要军事重镇王家城的具体位置，即今庄浪县韩店镇，解决了宋史研究中的一个疑点。     

国家政策与明代的律注实践

明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订颁布时,官方并没有出台统一的具有司法效力的注疏;在私家注律兴盛的明代中后期,国家也没有形成明文规定,对这一领域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从嘉靖十一年发生的孙存案来看,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对于律文的注释和刊刻已有"成典"。都察院尤其是其中的巡按御史,还有地方的提刑按察司等官员,集风宪和司法功能于一身,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实际承担了对各私家律文注释的甄别和筛选工作,成为以官方形式刊刻《大明律》律文注释的合法群体。明代国家有关《大明律》律文注释的以上政策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官方和民间法律知识发展的特征。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

唐代地方官府在水旱祈祷获验后所立的祠庙碑,碑文在文本创作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赞美神祇与颂扬德政,但这仅仅是祠庙碑所要表达意涵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该暗藏着某种历史特殊性。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例,石刻文字反映出这样一种史实:地方官府为了保护辖区内重要泉水资源不被破坏,利用当地民众浓厚的泉水祠神信仰,在官方控制与信仰强化的理念下,通过实施水旱祈祷、修建祠庙、建立碑石等仪式,间接地完成了对泉水资源的保护与掌控。水旱祈祷仪式是表相,水资源保护才是真相。为了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长期维持下去,碑刻在这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碑文不仅按照祠庙碑应有的叙述结构描写神祠灵验、官员德政等内容,以达到宣扬神祇、赞颂官员之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将当时的官方控制理念与盛大仪式现场进行选择性地再现,从而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得以持久传承。祠庙碑的建立体现出唐代地方官府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是地方官府实现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略论宋代民间神祠信仰的塑成范式——以城隍神信仰为中心

两宋时期是中国民间宗教与一般意义民众信仰建立塑形的关键时期。宋代所记录的民间信仰事件与民间神灵、祭祀场所的出现都冠绝于历代。在政治经济条件的改换下,民间神祠受同时受到来自士人精英文化与新兴起的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二者所带来的压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俗与宗教格局。本文试以城隍神信仰为例,分析传统儒道思想与新兴文化对宋代民间神祠信仰模式的牵制与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