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改此前地方行政管理三级制发展的趋势,采取省县两级管理体制。而自1931年开始而后逐步确立并推及全国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遂又使省县两级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迄今有关民国地方政制的研究中,对行政督察专员制研究甚为薄弱。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的缘由,探讨了行政督察专员制酝酿试办之初创时期、分途并立之正式实施时期和统一体制及划一实施之定型时期诸阶段的历史概貌与演变轨迹,论述了行政督察专员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废止时间考

南京政府于 2 0世纪 30年代所创设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民国地方政制史上行政层级介于省制之下、县制之上的重要制度变革 ,也是中国地方政制史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 ,它上承历史上郡、府、州、道制 ,下启当代中国之专员区制度。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地方制度变革的探讨 ,与南京政府推行的新县制研究相比 ,显得相当冷落 ①。迄今 ,尚有许多重要问题缺乏研究。例如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是何时被废止的 ?其废止原因是什么 ?等等。在此 ,笔者仅就专员制何时废止这一问题作一考析。自 30年代初逐步推行的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何时废…     

跳跃于历史与现实间的思绪——读翁有为教授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

翁有为教授主持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面世。翁著强调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在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的设计与实施中,强调的是行政管理的效率与管理效能的扩展,中共与汪伪政权都采用此项地区行政层次,看中的同样是行政管理效率,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重要;此外翁著特别关注历史与现实间的关联性,把专员公署制在省县之间的上通下达作用看作是中国行政管理的必要层级。翁著提出了一些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价值的观点,是中国近代行政管理制度史研究领域一部高质量的力作。     

北海银行在滨海的活动及北海币

一滨海简介 1941年1月1日,莒日临赣四县联合办事处成立,不久改称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8月1日,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在辖区的基础上设立滨海专区,行政机关为滨海专署,先后辖日照、莒南、莒中、赣榆、沭水、临沐、海陵、郯城等县。1942年4月1日,滨海专署升为滨海直属专署,归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直接领导。     

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

唐代道制改革是以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为制度取向的综合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起于睿宗、玄宗之际 ,至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 ,经历了景云—开元和乾元—大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改造贞观十道的虚设巡察单位性质 ,使之逐渐向实体地方管理层级机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受战争影响 ,加强了观察使、节度使等使府长官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 ,同时改进加强了道一级建制的制度建设 ,使之行政实体化。第二阶段及此后百余年唐廷的地方行政 ,就在道级单位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府的体制下运行 ,形成道—州府—县分级管理的三级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清末民初广州行政制度变迁与独立行政主体的形成

近代治所城市在管治形态上的转型,不仅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从"城乡合治"到"城乡分治"的演变,还在纵向层面体现为城市本身脱离既有行政序列,进而成为具有独立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的过程。广州作为近代首个具有独立行政建制意义的城市,其成为"广州市"的过程包含从晚清开始的超越南海、番禺两县合治,直属省级政府,又从省级各机构中独立出来等一系列的变动,其中涉及新旧制度的勾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资源的博弈、权限的分割等多个方面。同时,也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变动中一个整合度较高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与新型管治方式的确立。从较长时段看,这是制度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     

论县制起源的时间

县制是很古老的制度,而县制的起源颇有争议,本文系统总结了历代关于县制起源时间的说法,认为县制当起源于西周时期,并且提出确定县制的起源不应当仅仅从县字的出现入手,而应当从性质上讨论.     

解放前夕的“永和金号”血案

解放前夕,湖南邵阳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震惊全国。元凶竟是邵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孙佐齐,同案犯有专署机要秘书傅德明和两位科长。他们以“肃奸”为幌子,实则为自己敛财,毒、杀、烧、劫了邵阳最负盛名的“永和金号”店。案发后,官官相护,内幕中又有黑幕。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

1932年4月,蒋介石有意突破省县二级制,在江苏、浙江、安徽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于各省所拟规制各异,内政部为求划一,拟订《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经行政院修正通过。但蒋介石以"剿匪"省区情形特殊,另颁《"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创设之初,出现两种规制并行的局面。     

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

“道”为秦国创设的与县平行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 ,通常置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道”的设立与少数民族治理关系密切 ,负有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事务的职能。汉代的“道”多承袭秦制 ,但随着郡县制的成熟 ,“道”在行政职能上与县逐渐融合 ,在职官设置、司法职权、居民管理等方面与县的差别也渐趋一致。至汉武帝时新开“三边”之地 ,初郡中新设置“道”的数量已大大减少 ;直至仅设县而不置“道”,原有的“道”也直称为县或遭废弃。     

美国县制演化及其对中国县制改革的启示

本文基于文献资料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美国县制的起源、模式及特征,重点总结了工业社会到来时美国县制发生的危机、原因、对策和结果,论述了美国县制在后工业社会崛起的机理,最后总结了美国县制的演变规律及其对我国县制改革的启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最初只是在特定区域为"剿共"清乡而创设,随着国共战争区域的扩大,国民政府逐渐将这一制度定为一个常设的地方行政制度,从而在省县二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增加了一个中间层级。本文拟对此制度的创设及得失作初步探讨。     

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

本文以徽州祁门县谢氏《万历状稿供招》为主要研究资料 ,全面梳理了谢氏同一宗族内部的不同支派 ,在土地丈量中因产权不清而产生纷争的全过程 ,并对参与丈量的人役组成进行分析。证明徽州土地清丈人役的佥选是利用原有的里甲组织与人员 ,而不是重新建立新的组织和任命新的成员 ;清丈的单位是原有的里 ,也不是新划分的地域或行政单位。徽州的土地清丈和里甲制密不可分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试论左郡左县制

左郡左县之名首见于刘宋,萧齐有较大发展,萧梁时达到极盛,左郡之上产生左州。左郡左县制在边郡制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又有其特点,其设立以蛮酋的归附为前提,均有实地,且权力世袭。左郡左县与朝廷关系复杂,但左郡左县制的实行,说明少数民族都已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有利于向编户转化。     

对市志如何记载所辖县内容的思考——以《滁州市志》为中心

市志作为省志、市志、县志三级志书的中间一级,由于以市辖县的行政体制普遍存在,所以在编纂市志时,如何有选择地记载所辖县的内容,在实践中引起较多同行的思考。本文以《滁州市志》为例,探讨在以市区为主、兼及属县的大原则下,体例上要坚持宏观网罗市县、微观突出特色,内容上要同中求异、详略有别,行文上要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方法记述好市志所辖县的内容,力求对编纂实践有所启示和帮助。     

解放军总医院第23医疗队在芮城

1970年4月初,我陪同芮城革委会副主任郑直哉同志,从晋南专署接解放军总医院第23医疗队一行12人来到芮城县。当天下午,县核心小组组长、人武部政委王溪均和县革委其他领导,在县招待所接待了医疗队全体队员,并指示我们安排好医疗队的生活和工作。在4月15日卫生工作会议上,王溪均     

重新定位"县啬夫"的思考

学界一般将云梦秦简所见“县啬夫”、“大啬夫”视为“县令”。不过,其说很难解释这三种称谓在同一文书或律条中并见的现象。实际上,细心排比分析三种称谓的材料,至少可以看出“县啬夫”与“县令”是有所不同的。再结合对新出里耶秦简“县啬夫”的分析,可以初步将“县啬夫”看成是郡府分部下派监理县政之吏。这一定位,恰与秦代错杂的地方行政统属关系相一致。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