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

<正>一、商周至上神的演变:从帝到天帝同一性王国维认为商周之际发生过一次巨变:"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     

《尚书·召诰》“生子”试释

《召诰》一篇文字 ,一向被“尚书学”界认为是研究殷周之际政治制度嬗变的重要文献。我们只要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就已经揭示得再明白不过 :“此篇乃召公之言 ,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 ,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 ,胥在于此。”① 照王氏本文的研究 ,这里还可以了解到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 ,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 ,一曰立子立嫡制 ,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特如商之继统法 ,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 ,无弟然后传子。……舍弟传子之法 ,实自周始。……自是以后 ,子继之法 ,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② 这大体上可以…     

《仪礼·丧服》所体现的周代宗法制度与伦理观念

人们往往将我国历史上的夏、商、周并称为三代.不过,较之夏商二代,周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巨大变革.王国维先生曾深刻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①此诚为不刊之论.<仪礼·丧服>篇所记载的丧服制度就是与周代宗法制度相辅而行、互为表里的.周人所创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法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观念均在<仪礼·丧服>中有深刻而具体的体现.     

昭穆制度异议

周代"昭穆"是表示字辈的概念。父子之有昭穆,犹兄弟之有伯仲,伯仲用以区别同辈之长幼,昭穆意在辨别异辈之尊卑。昭穆依附于宗法而存在,在宗庙祭祀制、宗族伦理和继承制中产生作用,是宗法诸制度中的一项位序标准,其意义在于明确由辈分所决定的族人的地位尊卑,使宗族人伦关系明晰化、有序化。昭穆不是宗庙制度,也不是墓葬制度,是辈分概念却不是行辈标志"制度"。"昭穆"概念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社会及其婚姻形态毫无关系,也与所谓"母系分宗"无涉。昭穆是循环字辈,适应宗法强调区别尊卑长幼的需要而产生,虽与宗法有关,但与传子制或祖孙父子关系的亲疏毫无联系。     

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

以干支纪名之俗起于上古贵族在同姓内婚范围内按母系分宗的传统,实质上是早期父系家长继承制下“子从母姓”的一种变制。日名制在母系为区别婚姻关系,在父系则为分宗,母系与父系同用一套日名符号,带有后世所称“姓氏合一”的特征。商王室以内婚制与外婚制并行,内婚诸妻及其诸子不分嫡庶,而在内婚群与外婚群之间已产生出嫡庶制的萌芽。商代王位以直系家庭的形态传承,在常规状况下严格控制在内婚范围之内;其传承机制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而辅之以推举制,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的补充与变制。     

楚辞中所见殷族先公考

司马迁作《史记·殷本纪》,其材料来源主要是《世本》,其次为《尚书》、《左传》诸书。殷商早期的社会习俗,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母系氏族特征,而与西周后的父系宗法礼制社会风貌殊异。郭沫若《卜辞通纂·世系》指出:“殷世于先妣特祭,兄终弟及之制,犹保存母系时代之孑遗。”而司马迁《殷本纪》所依据的《世本》一书,据陈梦家《六国纪年》考证,乃是战国赵人所编;至于《尚书》、《左传》诸书,更是中原儒系著作。这些书中关于殷商原始文化的记载,已明显受了西周后父系宗法礼制文化的影响。所以,当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请先生用卜辞资料证明了《殷本纪》所     

清朝满族的皇家宗法与其皇位继承制度

本文论述满族皇家宗法的特点是严嫡庶之分、长幼之序,清初尤为明显,汗(皇)位传承及竞争只 在嫡出者之间进行,且有一个由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的转变过程,这与辽、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及汉族早 期王朝的情况相同,符合一般规律。清入关后,皇子之间嫡庶身份差别趋于缩小,在废嫡或无嫡的情况下皇位 传于庶出者,与两汉、唐、两宋、明等朝多庶出者继承皇位的状况也相同。     

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

近年新发现的应公鼎铭文、黄组征人方卜辞、周公庙遗址宁风卜辞等甲骨文、金文材料,为"周承殷制"的观点提供了新证据,说明周王朝建立之初,在政体、祀典、名号制度等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殷商旧制。西周中期以后,周代礼乐文明之特色才逐步凸显,并渐成主流。周人克商后,任用大批曾服务于殷王朝的史官,史官家族对殷周文化制度的延续有深远影响。直至春秋时代,鲁史中仍可见殷人史官的记事传统。殷代、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宗法社会形态,是贵族礼制文化连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战国以后,商文明对传统贵族社会的影响逐渐消弭。     

由新见卜辞看商代“帝某”之“帝”的内涵

学界普遍认为殷墟卜辞中的"帝某"是对直系先王的特有称呼。但在新公布的一批甲骨卜辞中有"帝己"这一称谓,它是对孝己的称呼,而孝己并非直系先王,这表明"帝某"之"帝"不是用来区分直旁系的,它与"嫡庶"之"嫡"的用法并不相同。"帝"本是天神的称号,与人王之间没有关系,但祖甲时期,为了强化王权,把天神的称号"帝"加之于已故先王的名号中,从而使先王逐渐获得"帝"的权威。这其实是在鼓吹"王权神授",宣扬王权神圣不可侵犯,人王称"帝"的实质即在于此。     

魏晋南北朝卿大夫“夫人”和“继室”的嫡庶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卿大夫的夫人是嫡妻,卿大夫的继室,一般是夫人的继任者,也是嫡妻。在礼法观念中,同时以二妻为嫡是存在争议的,继室为嫡也为礼法所不允。诸侯王立王妃和皇帝立皇后,都应立其为卿大夫时先娶的夫人,而且夫人的出身不应过于卑微,否则就是废嫡立庶,会遭致清议的贬抑。但南朝和北朝都没有法律规定卿大夫自娶的二妻孰嫡孰庶,也没有法律规定继室为庶,这种情况在北朝造成了二妻及其子女、先夫人与继室及其子女之间的多方面纷争。卿大夫的二妻为嫡、先夫人与继室都为嫡的现实,使诸妻在丈夫家内享有同等的待遇。     

从仲爯父簋铭看周代宗法

仲爯父簋器铭“南申伯大宰仲爯父”之“伯”表示仲爯父的宗子身份,此处“伯”意即族长,与排行仲并不矛盾。周代“伯”具有族长、嫡长子两重含义,仲爯父簋铭表明,周代金文中称“伯”的宗子,其行第未必一定是嫡长,而行第不是“伯”的贵族,未必一定是小宗。嫡长子继承制是周代宗法的基础,在当时没有被严格执行。     

章惇“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說辨析

宋哲宗死,因無子,故向太后主張立其弟端王繼位,宰相章惇以遵“禮律”爲由,主張立哲宗同母弟簡王。揆之宋禮法,其宗室封爵承嗣順位,首先爲嫡子,若無嫡子則立嫡孫,無嫡孫則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嫡子同母弟則立庶子,無庶子則立嫡孫同母弟,無嫡孫同母弟則立庶孫。可證同母弟與非同母弟,在宗室封爵承嗣順位中顯然存在差等,故章惇主張立簡王爲帝,實有其“禮律”依據。     

殷墟“王令某步”卜辞探讨

殷墟卜辞中有一类“王步”材料,内容为战争过程中商王及王师的行军活动或田游。除“王步”卜辞外,还有一类与之相近的“王令某步”材料,内容与商王朝的军事活动相关。目前,“王令某步”卜辞尚未在商代的军事研究中被充分利用,有必要作进一步考察。     

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

商代自成汤始,三十帝十七世,弟及王位者十四人,其中九世为兄终弟及。殷王室在婚姻形态上虽有嫡庶之分,但并不彻底也不完备,未能进一步对继承王位的嫡子再分嫡庶,故无法形成具有区别大小宗的宗法制度。而子继作为弟及的中介和桥梁,起初主要是长兄之子,至小乙时转变为季弟之子,武乙以后又变为嫡长之子。子继者的亲属关系虽有变化,但在武乙之前基本上是兄终弟及的格局,从而显现出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周初承继了殷商末季的政治遗产,确立了更为严格的嫡长子继统法,遂成为后来百世不易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     

卜辞之曾地望考

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商代之曾,是商王朝外服的附属国族之一。考古学证据表明,叶家山曾国的时代不早于西周初年,而晚商的汉东地区亦难纳入商王朝的统治范围。通过对相关卜辞地名的考订可知,曾之地望并不在商王朝南方的随枣走廊内,而应该位于殷都以东的今山东平阴一带,《左传》宣公十八年的齐地之"缯",与卜辞中的曾当为一地。     

汉晋绍封制度论考

绍封是指由绝封者的子孙或亲族成员承袭原爵主爵位的一种继承方式。束汉侯爵的绍封制度具有两个显着特点：绍封降等与绍封选择。王朝实行绍封继绝的动机不像其宣称的“章德”、“显功”那麽简单,主要原因与朝廷希望获得外戚、功臣等势力集团的支持以增强统治基础有关。绍封制度在两汉魏晋时期的发展大致可以曹魏中期为界分为前後两段,前半段朝廷对“无子国除”之制执行得较为严格,尤以东汉为最;後半期重嫡之制明显松动,支庶袭爵获得极大推行,绍封继绝也就变得极其有限了。王朝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袭封政策和中央与封君或说皇权与贵族士大夫集团的力量对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旡”鼎铭文研究

■鼎出土于应国墓地M242,年代属于西周早期晚段^[1]。"■"为作器者名,字亦见于殷卜辞,与"无"字作"■"不类,该字目前尚未识出。发掘报告称作"无"鼎,或系权宜之计,为不引起混乱,本文亦暂称作"无"鼎。鼎铭共5行24字:"旡■■（稽）首,皇兄考（孝）于公,宣厥事。弟不敢不择衣,夙夜用占■（将）公"^[2]（图一）。铭文所记关乎西周宗法及丧服制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略为疏证,以就正于方家。（一）皇兄孝于公,宣厥事"公"乃亲称,与后文"夙夜用占将     

论衣礼与商代周祭制度(上)

衣礼以祖宗配天 ,乃夏商周三代国家最重要的典礼。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仅研究商代五种典礼 ,而于衣礼未深入讨论 ,这是本文撰写的重要原因。本文据卜辞 ,探讨商代周祭制度的通例与变例 ,并说明其制度的变迁。商代于翌、、彡祭 ,于祭天之后合祭先公先王 ,即衣礼 ;衣礼之后分祭先公先王 ;其于先妣亦合祭之后分祭 ;翌、、彡祭每种祭典各有六祀统。其祭祭、祭的性质则与之不同。     

论衣礼与商代周祭制度(下)

衣礼以祖宗配天 ,乃夏商周三代国家最重要的典礼。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仅研究商代五种典礼 ,而于衣礼未深入讨论 ,这是本文撰写的重要原因。本文据卜辞 ,探讨商代周祭制度的通例与变例 ,并说明其制度的变迁。商代于翌、、彡祭 ,于祭天之后合祭先公先王 ,即衣礼 ;衣礼之后分祭先公先王 ;其于先妣亦合祭之后分祭 ;翌、、彡祭每种祭典各有六祀统。其祭祭、祭的性质则与之不同     

从亲属称谓看殷墟甲骨的分期问题

自1899年王懿荣辨识出商代甲骨以来,学界在甲骨卜辞的断代、考释、缀合、辨伪、校重著录等各项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其中最重要又是最基本的一项研究进展即在于甲骨的分期问题上。从董作宾先生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首次系统建立起卜辞分期断代理论[1],到陈梦家先生按组来重新划分殷墟卜辞,把新分出来的组、子组、午组卜辞提前到武丁时代[2],再到李学勤先生明确把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区分开来,确立以字体、字形等特征作为卜辞分类的主要依据,从而奠定了今天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