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边区的“打蝗斗争”

正1943年至1945年,面对晋冀鲁豫边区严重的蝗灾,根据地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剿蝗斗争,全力消灭蝗虫,保卫粮食,减少灾害,最终成功战胜了这场严重的自然灾难。泛滥成灾的蝗山蝻海1943年,太行山、冀南等地发生旱灾。而在敌占区平汉线两侧以及河南、冀南等很多地方,又紧接着发生了蝗灾,让灾区群众生活雪上加霜。这场蝗灾波及范围广,灾情严重。蝗虫     

07年夏灭蝗行动

2007年6月28日,两架军用直升机陆续从四川省石渠县洛须镇起飞,拉开了“世界屋脊”“剿灭蝗虫行动的帷幕。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军队帮助藏区群众消灭蝗灾,涉及西藏、四川蝗灾最严重的3个县,时间持续十天。30名官兵参与了这次灭蝗行动,并为此准备和训练了两个月……07年夏的灭蝗行动创造了一项纪录：军用直升机在海拔3200米的青藏高原上,第一次以低于10米的高度飞行作业。     

蝗虫也作妖

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颇有惜墨如金的风格,在“桓公五年”有一则记事,只有简短的一个字:螽(zhong)。螽在这里指的是蝗虫,这个字说明,当时发生了一场蝗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蝗灾记录,从此以后,农耕时代的大小蝗灾,频频出没于史书、方志以及官方档案中,见证着人生之艰难。     

民国时期的巫术救荒

民国时期,广大农民迷信思想严重,往往采用巫术禳灾的方法乞求“老天爷”保佑,躲过灾难。1941年夏,湖北北部安陆、应山地区一连80多天没有下雨,稻田龟裂,棉苗一片枯黄,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对于应山连年遭受旱灾,当地老百姓传说什么“应山打通了武胜关,十年就得九年干”。这是因为修平汉铁路将武胜关的山打穿了,破坏了应山的“风水”,打断了“龙脉”,才造成风不调、雨不顺的局面。抗战时期,安徽皖江地区曾多次发生蝗灾,灾民却普遍把蝗虫当作“神虫”,认为只有老天爷才能灭它,只有烧太平香、唱戏,乞求“神虫”不要吃庄稼,才能免除蝗灾。巫术救…     

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 ,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 ,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 ,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 ,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 ,成为我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 2 0世纪后 ,伴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 ,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 ,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     

建国初期山西省农民的害虫观念

正在中国历史上,水灾、旱灾、蝗灾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三大自然灾害,而蝗灾"其害尤惨,过于水旱",因此,在历代史书和方志中对蝗灾都屡书不绝。事实上,为害农业生产的绝不仅仅蝗虫一种,直至建国初期,各种害虫仍然极大地影响着各地的粮食产量。而且,受传统耕作习惯及技术水平的限制,群众对"害虫"的认识有限,并多将其奉为"神虫",缺乏系统的防治措施。为此,全国各地掀起了     

唐代的谎言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在《新唐书》中,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     

1940 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

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在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也曾制订防除蝗虫计划,"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还编印书籍,专门研究蝗虫习性,并且设计了种种治蝗方案.但是,伪政权的治蝗社会动员缺少民众基础和具体组织措施,甚至一些官吏盲信迷信,借治蝗以中饱私囊.沦陷区内"官吏猛于虎,苛政猛于蝗".历史表明,不同政权控制区的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蝗灾的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打油诗撷趣

<正>关于打油诗的趣事,也层出不穷。北宋大书画家米芾为雍丘县令时,有一年闹蝗灾,米芾命令所有差役率领百姓持扫帚、树枝扑打蝗虫,灾情日益减轻。正当米芾为此高兴之时,邻县县令却派人送     

浅析1943-1945年太行根据地剿蝗运动

1943—1945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八路军主力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但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太行区民众众志成城,生产自救,最终战胜了蝗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飞来横祸

1955年,遮天蔽日的蝗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外的一块田地降临。这样的蝗群通常在雨水充足的年份,条件最适宜快速传宗接代时出现,但蝗虫也能长途飞行,所以即便是大早地区也可能被这些饥饿的害虫席卷。去年澳大利亚的蝗灾尤其猖獗,居住在受灾区域内的民众则倍受其苦。在维多利亚州,乘车的人都收到了蝗群预警。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蝗灾及其应对

长期以来,由于史书缺载和地理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西藏历史上的蝗灾一直未被学界重视,几乎所有的研究论著均无涉及。然而,随着西藏地方历史档案的陆续整理与出版,特别是有关“虫灾”部分的面世,尽管涉及西藏地区虫灾的档案仅40件,但它却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蝗灾发生情况、治蝗思想、治蝗方法和灾后赈济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能初步勾画出雪域高原蝗灾和治蝗的基本脉络。     

《旧唐书》标点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1997年3月北京第6次印刷《旧唐书》卷八对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蝗灾地域的点校,颇值商榷。现将原文摘引如下：是夏,山东、河南、河北蝗虫大起,遣使分捕而瘗之。在中国中古时期以前的地域观念中,山东一般指华山或崤山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或太行山以东地区,河南河北则泛指黄河南北地区(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6页)。这种地理观念在唐代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李世民大破拥有“山东之地”的窦建德后称“河北悉平”(《旧唐书·高祖本纪》),河南、河北郡望的士族称“…     

人与自然的守恒定律

正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2020年初,大自然就在以自己的力量,给人类最沉重的警告。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菲律宾致命火山爆发,火山灰冲上1万4千米高空,45     

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读《红尘冷眼》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年2月记至1962年12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蝗虫”语出陈四益的《臆说前辈》,他在回忆朱东润时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

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回顾与展望: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蝗灾史研究

近二十多年来,社会史新颖的视角使史学研究趋向丰富和深入,但这并未引起蝗灾史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以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在梳理蝗灾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研究不足提出几点看法,并就蝗灾史研究中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新的历史资料等方面做出展望。     

太岳革命根据地救灾渡荒述评

抗战期间,太岳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根据地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了救济和生产自救运动。通过救治活动,改善了人民生活,扩大了党的威望,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巩固了根据地,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打下坚实基础。     

太岳革命根据地救灾渡荒述评

抗战期间,太岳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根据地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了救济和生产自救运动。通过救治活动,改善了人民生活,扩大了党的威望,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巩固了根据地,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