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

张大千“挽”刘湘曹大铁抗战初期某一天,大千师将他一薄本诗稿送给我,稿内夹一张纸,上写挽四川军阀刘湘的挽联,上下联约三十多字。他说:“大铁,你看我这挽联做得可好?”我看了不敢回答。他说:“好不好你只管直言,为何不答?”我说:“好是好的,但对仗上好像不合。”他说:“正要你说这句话。谁高兴去挽他!这是某某人(指张群)强要我挽的。刘湘这家伙对不起我们四川人,我就对不起他。”我说:“那是你有意这样做了?”他说:“是啊,这就叫‘牛头不对马嘴’,妙的是我写的这副白竹布大挽联还悬在刘家的大客厅里,可见军人都是老粗,不懂文墨,只重名气,还…     

我所认识和理解的胡绳

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年龄上,胡绳都是我的长辈,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按照胡绳自己的说法,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同学”。70年代末,有一次去看望胡绳,谈话间有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来访,胡绳向他介绍说:这是王梦奎同志,我的同学。我看到来客不解的神情,接着说道:“五七干校”的“同学”。来客会意,相顾而笑。 我从中学时代起,几十年来一直是胡绳著作的热心读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不少,在治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文字表达技巧方     

沉思默想的我们

1998年夏天,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章明专程来邕,买走了我的小说《卧底》的影视版权。他的到来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和习惯,我由此用上了电脑,尽管在广西首期签约的八位作家里,我是最后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我仍然兴奋地把消息告诉我的校友和朋友东西,彼时他正在北京写作根据他的获奖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的电影剧本。他听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以后会比现在更好。”我当然理解他指的是我们广西这一拨青年作家的     

一位不应被遗忘的贵州作家

１９３４年（民国二十三年）９月１１日 ,胡适在写给文学青年企霞（即后来成为作家、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与丁玲同被打成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陈企霞）的一封信中 ,在批评了他“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 ,说平常话’的训练”之后 ,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话 :《独立》（笔者注 :指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向不登文学作品 ,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 ,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 ,…     

张大诺,痴心培养 残疾人作家

有人说他是个“疯子”,历时20年、1万多小时,只为教一帮对生活绝望,甚至想要轻生的残疾人写作;有人说他是个“傻子”,他的学生有的连小学都没上过,字都不认得几个,能教出个啥?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说:“我只是尽自己最大力量去帮助这些心怀梦想的人。”他就是张大诺,被称为“全世界培养残疾人作家最多的人”。     

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

从《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0月9日)上读到《周扬秘书谈周扬》(此文原载《人物》1999年第9期)。文中提及周扬的《〈邓拓文集〉序言》最后一段中关于党员作家的一段话,说“周扬的这段话是真情。”我对周扬无研究,不过可以讲一点有关的事实和看法以供参考,因为这篇序言是我起草的。上面说的“周扬的这段话”照抄如下: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     

历史教学中文艺作品的利用

(一)恩格斯在其文学论文中,对于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札克的作品“人间喜剧”曾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说:“巴尔札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极堪惊异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他用记述风俗的方式,从一八一六到一八四年,一年一年地描写逐渐得势的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压迫……在这个中心图画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我所学到的东     

我是怎样收集历史货币的

每当我看到有人身上带着古钱币,心里真是羡慕极了。有一次,我和家里的一位客人发生了争论,他说开元皇帝是明朝的,我想了一下说“是唐朝的”。起初他还不信,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就拿出一枚刚得到的“开元通宝”铜钱和一本《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经过对证他终于认错了。此时我才知道从一枚小小的铜钱上还能学到历史知识,再看那古钱精     

恍惚的诗意

《离婚》也许是老舍最好的小蜕。这本书是在《大明湖》手稿被日本海军一把火烧为灰烬后,他重新写的。他曾用英文自我推销,“从这部小说起,我建立了自己的文字风格……我在《离婚》中所用的语言是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好的,文字简洁清新的典范。”     

王文兴 雕刻小说

6月30日,台湾作家王文兴在广州给读者讲孟郊的诗。这是他推崇的诗人,他为孟郊没在文学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抱不平。他逐字逐句地分析,嗓音深沉而富有礅性——“诗不是没有逻辑的文字”,“大胆修改现代读法,得到更高的音韵上的美感”,“陶渊明有一种刚硬的高洁,孟郊更柔和、悦耳,不会厌倦。”     

谢朝平 良知之魅

作为今年最知名的文字冤案的当事人,谢朝平经历了许多屈辱的“第一次”：第一次被手铐铐上;第一次被剃光头——刚进看守所时,按照“牢头”对“新兵”的规矩,55岁的他得趴在地上,将身体撅成90度角,来回擦地13遍。这一切遭遇,都源于他写了一本纪录三门峡移民50年迁移史的著作《大迁徙》。     

从唐太宗能否认识人民力量谈起——读史随感一则

二十多年前,我写过《略论唐太宗》一文,载于1955年第6期《新史学通讯》(今《史学月刊》)。1957年,我又把该文收入《中国历史人物简论》一书。当时我在该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隋末的农民起义,象一阵震天动地的骤风暴雨,五六年间,把一个表面上还十分富强的隋帝国打得土崩瓦解。这一惊人的事实,对唐太宗确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确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这一史实告诉了他,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比伟大的。”不久以前,我偶而看到一位读者在该书该文的这一段文字的傍边批了这样一句话:“封建帝王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不能认识人民的力量,作者是在撒谎”。不知这位读者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是否认为,既然一面说,     

小人物·大作家·老乡亲─—怀念旅台名作家邹郎先生

2月23日,是台湾监利籍作家邹郎忌辰。回想忌日前,邹先生寄我小简说：“弟将于本年4月回乡,并打算在北京或监利设写作间,藉大陆的低消费生活安静完成台北和香港两地的著作合约,届时当可把盏长叙也。”在盼望邹郎还乡之中,不料竟收寄到一纸先生辞世的讣闻,我的心为之颤栗,并沉浸于痛惜之中,只好默祷遥祝先生安息天国。邹先生于世,向以“小人物”自称。有人曾问他为什么取名“小人物”,他说这要写篇文章才能说得清楚。但他还是换个方式来作了比方说：“有道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跟这两样可爱东西都结不上…     

丈量到藏北

高东风感慨：他回到城市,从嘈杂喧哗的人群中走过,却发现自己不曾留下一点痕迹,好像从未存在过。当他在路上,一脚油门,车从土路上奔驰而过,带起的土烟在半山一条线飘着,“这是我人生的轨迹”这可能是高东风最后一次进藏了：作为一名国家一级的风光摄影师,四十多年来他4次进藏,踏遍高山荒漠。如今他年逾五十,决定最后“再疯狂一次”。说这话的时候,高东风笑称自己是“酱油人”。这一趟让他浑身晒得黢黑,他后来在办公室“捂了”两个月,伸出手,手背上还是浅褐色的晒斑,细细密密。临行前,很多老朋友听说他耍单人单车走这一趟,眼睛都瞪得很大。后来他对我说,他矢口道人家心里想着：“老高疯了。”     

巴蜀文化哺育的小说大家——还珠楼主论

在20世纪巴蜀作家群体中,读者最多,艺术生命力最强盛的,也许就是“还珠楼主”李寿民。 著名作家白先勇回忆道：“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是‘还珠楼主’,他写的《蜀山剑侠传》,当年是武侠小说的经典。‘还珠楼主’想象力丰富,文字优美,我觉得他是鼻祖,所以当时也看很多他的小说。”“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至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     

真假“美食家”——陆文夫与美食文化(二十一)

<正>《美食家》问世后,让陆文夫享誉世界;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小说中的朱自冶、高小庭、孔碧霞,生活中真有其人吗?真假难辨,有点扑朔迷离。好在作者说过两句话,为我们提供了依据。第一句是,"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一个好的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都应该看出作者其人。""每个作家他几乎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朱子南《1982     

胡戈 我挺严肃的,只在作品里搞笑

就像反复被大家强调的那样,胡戈是个反叛主流的年轻人,他喜欢玩速滑、滑翔伞、乐器和木工,对于他来说,似乎玩是唯一重要的。即使馒头这样的大事件,也像是过气的玩具,懒得提及和触碰。这一切看上去都有点80后的气质。然而他的内心却远更复杂。他不但用“馒头”恶搞陈凯歌,也推出过另外一部作品《春运帝国》嘲弄这个社会的老大难问题。他压低声音告诉记者:“我很关心时政的,但偷偷地关心。”     

厨艺西安

西安人流传着一个作家的“段子”,是关于请客的。这“段子”说某作家以吝啬著称,文友从远方来,怎么着也要撑场面请客吃饭,不然就失了身份。某作家便邀众人到“春发生”吃葫芦头,甫一坐定,作家就说大家少点一点,以免浪费暴殄天物,可是大家岂会放弃在这百年老店狠宰他一顿的机会,纷纷嚷嚷着加馍加菜,     

我和父亲,两代修志人的故事

1995年4月12日,16岁的我,第一次在《伊犁晚报》上把自己稚嫩的文字印成铅字。这篇《夸父、太阳和我》的散文,写出了青春的迷惘,和父亲关于信念的对话——“爸爸,夸父为什么要追日?”“因为战胜太阳是他的信念,一个人,一旦心中有了崇高的信念,就应当坚定、勇敢地去追求,死而无悔!”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90年代,我的父亲谢杨惠调入霍城县史志办,当时的史志办在县委后院老平房办公,是一整间巨大的办公室.     

胡耀邦与刘绍棠的忘年交

刘绍棠从小就潜心于写作,1952年他刚刚16岁时,文学创作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好势头,被称为“神童作家”。也就是这一年,他奉命调团中央工作,并引起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注意。 有一天,胡耀邦叫秘书请来正在楼下办公的刘绍棠。胡耀邦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37岁了,从前也曾想过当作家,可是我这个人坐不住,喜欢动,所以注定是不会成‘家’的。”刘绍棠从谈话中明显感到胡耀邦对文学充满着喜爱,这使他有一种寻到了知音的感觉。 1957年春天,刘绍棠因为在北京的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表了过激的谈话,所以在次年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