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阚《十三州志》流传考

《十三州志》是北魏阚撰的一部全国地理总志,原书已经散佚,现存有辑本。唐代注释类史书与类书均有引用,本文通过唐代典籍对《十三州志》的引用来研究其流传与影响。《十三州志》在唐代评价颇高,甚至超过《水经注》。     

从民国县志编纂成就看陕西社会近代化变迁——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

明清时期,陕西修志成就显著,具有学界公认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优秀的方志编修传统。民国时期（1912～1949年）,陕西在方志编纂方面的建树同样值得重视。以代表民国陕西县志较高水平的《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陕西编修完成的县志在指导思想、体例创新、时代性、科学性、大众性、编纂手段等方面,体现出承接传统方志优长、开启新方志编纂先河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地位,其历史经验对当前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反映了民国时期陕西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努力与改变。     

真仙岩赋名及胜迹景观兴衰考述——融州真仙岩文化景观研究之二

真仙岩(老君洞)赋名源于道教文化进入岭南,至宋代时以儒释道为代表的文化景观极盛一时。长期以来,真仙岩文化景观因宋代文献缺残遗失,存世明清地方志少有记载,新修地方志以及史学相关论著多未涉及。本文以淳祐二年(1242年)杜应然《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淳祐五年(1245年)甘有立《融州老君洞图》为据,并参考有关文献,对真仙岩赋名由来、文化景观兴衰等考证阐述,为广西古代(尤其是宋代)文化发展状况揭示缺略或从未认识的典型事证。     

杜应然《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释读——宋代融州真仙岩文化景观研究之一

杜应然《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绘刻真仙岩自然胜迹和建筑景观,内容涉及宗教、民俗、教育、建筑、园林诸单元,为宋代岭南文化景观之典型。本文释读《图碑》(及附刻诗),并参考有关石刻和典籍文献,考察真仙岩文化构成要素及内涵,复原因文献传承缺失而长期以来未曾揭示且极为丰富的宋代融州文化景象。     

《新安志》志源考述

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是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了地记、图经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打破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加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地方志不断完善,走向成熟。     

《新安志》的编纂历程考述

在南宋孝宗时期,《新安志》的编纂历经罗愿复得《祥符图经》之前、之后及赵不悔知徽州三个阶段。而罗愿的修志准备,最迟从乾道五年(1169年)作《附汪王庙考实》开始,至乾道九年(1173年)赵不悔知徽州后全面展开,并于淳熙二年(1175年)修成。因此,《新安志》的编纂历时数年,甚至更长一些,淳熙二年只是修成的年代,而不是开始编撰的时间,更不是在这一年内完成的。     

《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

《明史·选举志》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分别完成于万斯同初稿、王鸿绪二稿和张廷玉定稿。其中,万稿虽属草创之作,但有奠基之功。王稿在万稿基础上经多年修改、润色,不仅结构大为改善,而且“事益详而文益简”,反映了作者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认识更加透彻和全面,在《明史·选举志》成稿过程中起着转折性的关键作用。定稿虽对王稿结构做了进一步改进,对其个别词语也做了删改、润色,但整体说来变动不大,内容基本一仍其旧,字数也与之大体相埒;故王稿之不足也几乎完全承袭下来。     

续修天台县志（1989—2000）的思考

编修方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代代相传,绵延不绝。这不只是修忐的传统,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化传统。早在先秦《周官》、《禹贡》和《山海经》中,已存在着方志藉以发生的渊源。秦、汉时期,出现了一批郡书、地书、都邑簿和图经。我省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较为全面、可靠地记载了吴、越两地的人物、地理、都邑,成为后世方志的正式发端。     

论明清地方志女性人物传记的编纂——以五部《朝邑县志》为例

从明清时期问世的五部《朝邑县志》可知,其女性人物传记的编纂在体例、手法、叙议结合的传述模式,及纂者编纂态度、动机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沿袭与变化。明代方志传女性所秉持的存故实、警顽懦及批判社会意图,到清代则演变为以宣扬女性守节、禁锢女性思想为主。这种变化,与入清以来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与变化,及朝廷和地方政府借史志编纂引导舆论、教化习俗以禁锢人性的策略有根本联系。     

明代《桂林郡志》的编纂及其成书时间考辨

明前期陈琏修纂、吴惠重刊增补之《桂林郡志》,是广西现存最早的地方志,2016年《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首次影印出版此部《桂林郡志》。该志有洪武《桂林郡志》、宣德《桂林郡志》、景泰《桂林郡志》三个名称。通过考察该志纂修者陈琏、吴惠二人在桂林做官的时间以及该志的编纂过程,推断出该志的成书时间,认为该志应当称作建文纂修、景泰重刻之《桂林郡志》,或称作景泰《桂林郡志》。     

宋代《日历》纂修考

本文通过对宋修《日历》之相关问题的考察,认为宋修《日历》始于建国之初而不是开宝年间;宋代《日历》的史料来源主要是《起居注》、《时政记》、诸司供报材料、《宣谕圣语》及人物的墓志、行状等。北宋《日历》之修时断时续,事无巨细地汇集史料、连续不断地编纂是南宋纂修《日历》的一大特点。     

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文章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从三个方面谈了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 修志人员的构成、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以及修志制度与经费。     

两宋苏州经济考略

宋代人口、垦田、亩产量,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远未解决的三大难题。本文勾考有关苏州的大量史料,作为微观的个案研究,力图就上述问题作量化的定性分析。对宋代人口增长率及其影响因素,田亩数量、构成及人均占田数,推定产量的依据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对海内外一些颇具影响的观点进行述评和表示了异议。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颇相一致。     

宋代残疾人法初探

宋代的残疾人分为残疾、废疾、笃疾三类。他们依法享有不纳身丁税、不服差役、犯罪时可得到减免和享受一定的社会救济等特权。残疾人的法律行为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享有科举人仕和恩荫人仕的资格、不得参与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不能出庭作证等。宋代残疾人法律发达与宋代民事法律发达、推行仁政、民本思想盛行、社会力量关注弱势群体等有密切的关系。     

宋代官田鬻卖规模考实

两宋的官田鬻卖引人注目,是“官田私田化”说的主要论据。鬻卖官田说明土地的交换价值受到重视,是国家土地产权强化的体现。被鬻卖的主要是没官田,鬻卖恢复了其原有的民田形态,且规模不大。官田鬻卖是在私田官田化和公用水面田产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不是影响官田总量的决定性因素。在官田鬻卖的同时,学田、职田、屯营田以及沙田、湖田等官水利田仍在扩展,其规模远远大于所卖官田。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削抑东宫势力;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采刻本张元济跋傅增湘校跋并录黄丕烈题识又录张元济校"①.四周双栏,九行十七字,黑口,单鱼尾.卷末有张元济、傅增湘手跋.     

唐代州制是如何演变为明代府制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研究

唐代的州过渡到明代的府,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唐、五代府的初创阶段,二,宋 代府的演变阶段,三,元、明府的确立阶段。其中宋是演变的关键,它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 继承时期,宋大祖至哲宗（９６０－１１００）。二,大发展时期,宋徽宗（１１０１—１１２５）。三,持续发展时 期,宋高宗至度宗（１１２７—１２７４）。     

《诸司职掌》与明代会典的纂修

《诸司职掌》是明初的职官法典,与明代《会典》的纂修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明代《会典》正是在其续编的过程中揭开了纂修的序幕,又是以其为蓝本完成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纂修、校订、刊行和续修工作。尽管在万历朝重修过程中其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由于史官的重大失误使其内容在时间标注上出现了一些谬误,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明代《会典》纂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