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人的“柯尔克苏库尤希”仪式与启蒙教育

在维吾尔民族中延续至今的“柯尔克苏库尤希”仪式,是一种家庭庆典活动,这个活动明显地带有维吾尔人家庭启蒙教育的特点。文章从民族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的角度,介绍了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柯尔克苏库尤希”仪式与启蒙教育。     

从仪式解构看现代旅游

人类学有一种传统,即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并把结构中的事物看做是一种标志,这些标志被作为生活本身的鉴定者,具体为生活中一个又一个仪式。人类学对仪式的深入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仪式理论被引入到旅游研究,从而形成了旅游人类学中具有特色的部分。本文根据人类学从结构和仪式角度研究事物的方法,对旅游这一世俗与神圣相交错、相转变的特殊仪式过程进行解构,从而论证作为一种仪式的现代旅游对旅游者的"结构"式生活的加强,及东道主的"文化自觉"。     

清太宗皇太极的太庙仪式和堂子——关于满汉两种仪式的共处情况

本文通过探讨清朝第二代君主皇太极在太庙祭奠祖灵、进献供品的具体情况,考察了当时清朝内外的政治情况和皇太极本人的宗教观。皇太极在当时导入中华王朝式的仪式,有意识地创造了和满族传统仪式共处的状况。祭天仪式也好,祭祀祖先也罢,并没有排除满族传统的仪式,也没有使两者融合。原因在于保持民族意识须要满族传统的仪式,而为了成为中华世界的政权须要中华王朝式的仪式,二者皆其需要。皇太极虽然很热诚地导入中华王朝式的仪式,但根本上还是灵活地站在其基于满族政权现实的需要上。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古代祈雨仪式的性别研究

祈雨,作为远古人类保证生存的必要手段,一直都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巫术仪式,从传世的文献记载来看,形式丰富的祈雨仪式都与女巫(女人)有着不解之缘,她们或是仪式的主持和主角,或是充当祭祀中的献礼,或是在巫术失败的时候被真正的杀害.女人在祈雨仪式中的不可缺失性与我国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其在仪式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弱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地位的逐渐下降.     

阿细祭火:祭祀表演与文化重建

阿细祭火仪式是云南省彝族阿细支系的传统仪式.在仪式过程中,地方精英与外界的互动不断地实现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复苏.     

祭祀仪式“反结构”的“不完整倒置性”——基于上果村壮族“祭太阳”仪式的讨论

云南西畴县上果村壮族"祭太阳"仪式在"反结构"阈限期内具有"不完整倒置性"现象。在上果村的传统文化和村民生活结构中,"祭太阳"仪式的"反结构"具有生活的逻辑性和合理性。"祭太阳"仪式中男性与女性"不完整倒置"的反结构现象蕴涵了上果村传统地方知识、壮族两性文化和仪式结构功能共同支配下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论仪式文艺的功能导向

仪式文艺是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仪式紧密关联的文艺样式,它历史悠久,门类繁多。对照通常的文艺作品,仪式文艺只有在以仪式为中心的文艺场域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演,仪式与文艺叙事经常迭相嵌套,其文本具有多样态的存在方式,其叙事则常与文本外的仪式实践互相映射。它跟俗文学一样具有显著的模式化特征,却有着一般文学不具备的针对仪式之传统指涉性,传统之外的接受者容易发生理解错位。它经常在名实、逻辑、伦理等方面与通常的文艺审美习惯发生违和之感。这些表征皆可归结于它服务于外部仪式实践的基本存在方式,功能导向是仪式文艺的根本特征。     

景颇族传统宗教仪式空间生产的现代性困境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与族群历史、文化认同一脉相通，其仪式的强化实践素来为众人认可，透过仪式表象触及深层次的意识结构已成学界共识。研究传统宗教仪式的空间生产不仅对解析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运动具有指导价值，也能为有关宗教、文化部门提供管控参考。文章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入手，探究地处边疆山区的景颇族传统宗教仪式在面对外来宗教的空间解构、现代性引发的空间变迁、族群内部的话语争夺及旅游空间介入调控等背景下，其相应的主体实践及力量博弈，厘清空间生产的主次困境和作用机理，以传统宗教有益价值为导向，引导仪式空间生产朝凝聚族群、强化团结的目标靠拢。     

审美空间

在印第安文明中,艺术构想在建筑和城市布局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乌姆尔、奇奇尼察的玛雅人建筑和羽蛇庙中看出。壁画是墨西哥习俗、仪式和传统的具象形式,更是墨西哥人民感情的体现。中心校园的建设继承了传统,一大批画家、雕塑家和壁画作者在一开始就参与了建设。     

裕固族婚嫁仪式保护性开发研究

裕固族作为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婚嫁仪式独具特色。裕固族婚嫁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不仅是一项仪典的程序、步骤和过程,也是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具有象征性和表演性的行为方式。然而,伴随着裕固族民俗旅游的开展,其婚嫁仪式逐步被同化、异化,甚至消失。因此,保护裕固族婚嫁仪式的原真性刻不容缓。本文探讨了裕固族婚嫁仪式在民俗旅游热潮中的保护、开发途径。     

物品与节日时空——以一个梅州客家村落的“过年”为例

民俗学研究传统注重民俗仪式、过程、事件的描述与研究,对其中的民俗物品往往视而不见,民俗物品湮没在事件、仪式、过程的描述之中,被看作孤立于事件、仪式、过程之外,与事件、仪式、过程的整体没有关联,是不具有民俗意义的自然之物。在民俗志写作中,学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人们表演的仪式与信仰,     

宋元新道法与福建的“瑜伽教”

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瑜伽教”^1,其仪式活动颇具特色。自南宋以来,该派法师以云游的方式活跃于乡土社会,为民众提供驱邪、度亡等宗教服务,成为民间社会的“仪式专家”。“瑜伽教”虽然以“释迦之遗教”自居,奉释迦佛为教主,但是在实际的道法实践中,却与宋元以来的道教法术新传统多有交涉。既“奉佛”又“奉仙”,在仪式展演中,融合了佛、道的科仪传统。     

谁是“蛮”人?——地方仪式传统中的上林族群类分与文化形象转变

地方仪式传统与一定地域内的人群分类有着密切关联。在王朝国家管理与族群观念实践语境中,广西上林县地方人群形成了一定的人群分类话语,对"蛮"人的想象与认知逐渐固化。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语境下,师公、道公等仪式专家的流动,逐渐构成我们观察地方人群分类新的文化维度。不同地域间的仪式流动在促使地方文化形象发生转变的同时,也让地域内的人群具有了自我认知的参照,原本属于"蛮"区的人之文化优势也逐渐建立起来。     

从“做香花”到“打斋”——马来西亚居銮客家丧葬法事功能探析

马来西亚客家人丧葬仪式中的"打斋"流派,源自广东客家地区的"做香花"传统。打斋作为客家人生命礼仪中重要的传统仪式,在马来西亚得以传承至今,同时经过一两百年的流传与演变,逐渐呈现出在地化的特色。对于马来西亚客家人而言,丧礼中的打斋仪式不仅满足了慎终追远、抚慰人心的精神需求,而且是他们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在与其他华人方言群体的竞合中,彰显客家族群特色、坚守中华文化传统以及诠释文化认同观念的重要表现,即呈现出不同于原乡的功能。     

仪式专家与传统的发明:云南省武定县龙潭村祭山神的个案研究

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总是不断被发明、创新。在当下,政府意志和市场运作是保护、承袭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云南省龙潭村的仪式专家张修良作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名边缘人士,在没有政府介入和商业实践的背景下,依托地方性知识和乡村社会的行事准则,发明、重构集体性祭山神祈雨的仪式传统。在没有外在驱动力的情况下,大部分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并没有保护、继承传统文化的意识,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张修良发明仪式传统的实践虽存在时效性不足的问题,但对于平衡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流保护模式仍具有借鉴意义。     

沔城庙会拾零

城隍会,又称“傩礼会”,是两城传统庙会之一。从其名称看,这样的庙会是由城隍庙主办的,而其意义呢,则要从其另名“傩礼”来考查。《辞海》：“傩,古时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阶。”《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时,乡人举行驱逐疫鬼仪式,孔老夫子知道了,还要穿上朝服,仁立在东阶,以示虔诚;而秦时更进一步敕命有关官员举行并扩大这种仪式。炎黄子孙的这些早期文明,绵延不断地流传下来,在荆楚大地这一古州县治所的两城,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傩礼盛会”。沔…     

商代后期祭祖仪式类型

商代后期祭祖仪式类型的确定 ,是进一步研究商代后期祭祖仪式内容、祖先崇拜、商周制度及思想演变进程等问题的基础。传统上以所谓祭名划分商代祭祖仪式类型的方法有较多缺陷 ,需要反思和检讨。以祭祀动机为标准将商代后期祭祖仪式分为有具体目的和无具体目的之祭祖仪式两大类 ,则是比较理想的方法。商代后期祭祖仪式包含的具体目的多为禳祓和祈请。王宾卜辞和祭卜辞反映的简单制度化的祭祖仪式 ,以及严格制度化的周祭则不包含此类具体目的。对不同类型祭祖仪式在时间上的分布进行考察 ,将有助于认识商周思想的发展和演变。     

“祭祀”与“纪念”之间——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仪式象征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鲁西南丧葬纸扎为例

纸扎是中国传统丧葬仪式中常见的一种乡民艺术,与礼仪、祭祀活动密切相连。鲁西南地区素来重视丧葬礼仪,仪式中的纸扎品类丰富、制作精美。通过对一场鲁西南乡村三周年仪式的田野调查,将纸扎置于丧葬仪式这一乡民生活场景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纸扎与丧葬礼俗的依存关系,具体而微地呈现纸扎引发的村落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展演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