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末年宋交战争考述

宋神宗熙宁末年宋朝与交趾国双方爆发战争,对于此次战争爆发的原因、结果及影响,研究者说法不一。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战争与时政相联系,考察引发战争的原因;以安南行营为切入点,了解该行营的兵源结构与后勤保障,以及战争中庞大的耗费;从双方军事目的和政治战略目的是否达成来考察战争的结果,以期从新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此次战争。     

唐蕃和亲、战争与会盟——以“唐代涉蕃诗”为中心

唐王朝与吐蕃交往的二百余年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唐蕃交往过程中,有摩擦,有战争,面对不断地战争,双方亦采取会盟的方式争以取暂时的和平,而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之间和亲,为双方带去了和平与安宁。唐代"涉蕃诗"作为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王朝与吐蕃交往过程中的战争、会盟、和亲等都有所描述,成为历史书写中的一种特殊的记载方式。     

查士丁尼与波斯帝国冲突的原因

查士丁尼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上的大国争霸原因,如波斯与希腊之间的希波战争、波斯与罗马之间的争霸战争;也有现实的查士丁尼政治、经济和宗教政策的原因,它是两大帝国之间诸多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而战争都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查士丁尼为波斯提供巨额年金而结束,查士丁尼把解决波斯问题的任务留给了后人。     

查士丁尼与波斯帝国冲突的原因

查士丁尼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上的大国争霸原因，如波斯与希腊之间的希波战争、波斯与罗马之间的争霸战争；也有现实的查士丁尼政治、经济和宗教政策的原因，它是两大帝国之间诸多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而战争都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查士丁尼为波斯提供巨额年金而结束，查士丁尼把解决波斯问题的任务留给了后人。     

1939—1941年苏德经贸外交及后果

1939年—1941年苏德战争前,苏德两国从各自的战略和利益出发都要求改善两国关系。如何打破自希特勒上台后两国关系的僵局?苏德双方都力图从经贸外交入手。苏德战争前,苏德之间开展的经贸外交使双方的经贸关系异乎寻常地热起来。这种关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扩大,对苏德双方产生了什么影响,造成了什么后果,我国学对此研究较少。本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

科技进步和军事变革互为条件、共同发展。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其根本属性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改变。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更是特定生态系统中人与环境的对立。与以往的战争模式相比,高技术战争看似“人道”,却凸显出人与环境之关系更趋紧张的态势。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战争双方滥用科技带来的破坏,几乎超出了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人类重建家园能力。无论联军还是伊军,都是环境的破坏者,他们连同平民一起又是环境破坏后果的最终承担者。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入手审视高技术战争,使我们看到了现有的战争伦理的局限性。     

史上首次“微博战争”

近日,在巴以武装冲突中出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双方都在推特上实时公布己方的战果和相关信息,并且经常@向对方挑衅。这使得一场战争变成了一场典型的微博约架。     

敦煌文书《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所见吐蕃进攻河西的两次唐蕃战争

敦煌文书《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所见的两次战争分别为:发生在727年吐蕃进攻河西瓜、肃二州的唐蕃战争,为该时期双方间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战争.这次吐蕃行军,取道青海通河西及西域的一条间道--玉门军道;吐蕃再次进攻肃州的时间为759年,仍取道玉门军道,其间双方进行了一次神秘的肃州谈判,此为史书所缺载.     

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

本文利用中韩现存文献及金石史料,围绕9世纪唐与新罗使者频繁往来关联问题,做了若干探讨,认为此一时期双方的交涉,呈现出官方交往的理性多样化和民间交往经济文化蕴涵增大的特点.同时,还对学界很少关注的唐使节崔廷出使新罗的时间,新罗望德寺双塔"战",《贞元集要广利方》传入新罗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卢沟桥事变真相追溯

卢沟桥,作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纪念地,吸引着中日两国史学界和民间的目光。然而,更值得讨论的是卢沟桥枪声的战略意义。我们首先看一下,七七事变之前双方是怎样的态势,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     

新罗对唐纳质宿卫述论

纳质宿卫是新罗与唐朝之间重要的外交手段。对于新罗和唐朝来说 ,纳质符合双方各自的利益。新罗纳质宿卫的原因前后有别 ,导致宿卫者的职能性质发生变化 ,其留唐的期限也相应地有所不同。新罗宿卫者起到了沟通唐罗两国的桥梁作用 ,为加深两国的政治、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试论我国南方地区的宋代漏泽园遗迹——附论江苏丹阳大泊公共墓地出土的唐墓铭砖

宋代漏泽园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官办公墓制度,有关遗迹的发现研究过去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还是空白（特别是南宋阶段）。本文根据作者掌握的几批南方地区出土两宋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部分考古发现的唐代遗迹,就有关制度的渊源与火葬的关系,以及两宋漏泽园制度在南方地区实施的年代、特点和发展演变情况等进行论述,提出新的看法。     

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

万历年间 ,明廷援朝抗倭将士立下赫赫战功。战后许多将士落籍朝鲜 ,亦有许多将士的子孙东渡定居。明朝将士落籍及援朝将士子孙东渡使朝鲜的姓氏结构发生了变化 ,增加了韩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姓氏 4个 ,本贯 14个。这些华裔在朝鲜朝廷和地方都受到重用 ,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     

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其成因

完颜昌的对宋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 ,主要是由宋金战争形势发展变化所决定的。至于他主张将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南宋 ,则不仅仅是受宋金战争形势发展变化影响的结果 ,也是金朝内部矛盾以及完颜昌有意交结南宋的产物     

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

本文对高句丽人口数量的发展演变和丧失王统后的高句丽人口流向问题进行了分析考察 ,认为其人口初创时不多 ,三国曹魏时明确记载是 3万户 ,南北朝时为 9万户 ,盛唐之际则达 6 9 7万户。其人口在持续增长中 ,加入了汉、扶余、沃沮、秽貊、百济、等各部族或民族的众多人口。当高氏王统丧失后 ,人口渐次迁移 ,流入中原和东北的渤海、突厥、新罗等政权的辖区中。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广福窑”朱书“大历元年”青绿釉枕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广福窑朱书"大历元年"青绿釉枕是罕见的具有绝对纪年的唐代瓷枕实物资料。朱书文字提到的"广福窑"在今四川成都市崇州境内,中晚唐时期崇州窑业十分兴盛,广福窑是其境内系列窑口之一。该瓷枕胎和釉的特征与崇州天福窑青瓷一致,采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制胎、特殊品种的草木灰制釉。其海棠形造型是受到波斯金银器的影响,反映了唐代川西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铭文推测,此枕为买地券性质,是迄今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瓷质买地券之一。铭文行书,字体刚劲雄健、拙朴浑厚,颇得盛唐书体之精髓。     

唐宋时期福建与东北亚的交往和移民

唐、五代时期 ,随着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人口的大量增多 ,福建的对外贸易和其他往来发展了起来 ,和东北亚各国也开始有了商业、文化等方面的交往 ,并且有人由于政治或宗教原因而移居那里。到了宋代 ,福建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 ,对外贸易达到鼎盛阶段 ,与东北亚的交往和移民也随之进入历史的高潮 ,不仅来往的次数频繁 ,而且人数众多。这些情况说明 ,唐、宋时期的福建不但与东南亚有大量往来 ,而且与东北亚也产生了许多交往 ,其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 ,即从开始的怀柔与安抚转变到连续不断的征伐 ,都是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然。在对这种变化进行全面论述后 ,认为救助新罗 ,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是最主要的原因。唐朝对高句丽的征伐和消灭 ,积极的意义是使这一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和平与稳定局面。     

《太平御览》引“唐书”之性质考论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唐书",对于校勘整理《旧唐书》及其它唐史文献,都有重要价值,但是对其所属性质,各家说法不一,或认为都属刘昫《旧唐书》,或都属唐代旧本国史实录,或认为两者都有。由唐代各种文献和宋人校勘整理的实际情况看,"唐书"应当是一个通名,既包含了《旧唐书》,也有唐国史实录、《通典》、《唐会要》,甚至唐代杂史笔记的内容在内。对于"唐书"性质的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为对整部《太平御览》征引前代文献的考察,从而进一步认识北宋馆阁校勘活动的特点及意义。     

隐囊考

隐囊是一种源于印度的以织物为表、以织物或纤维为填充物的圆筒状卧具,南北朝时期由佛教徒和粟特人传入中国北方地区,之后传入南方地区,并成为士族阶层喜爱的晏佚用具。隐囊在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广为流行,宋代以后消失,仅作为名士的象征物在诗文和绘画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