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从清代方志看河南人与台湾开发的关系

清代,台湾纂修的志书达数十部以上,这些志书较全面地记录了台湾社会变迁历史,志书中的人物、职官等部分记载了众多大陆官员在台湾开发过程中的贡献。本仅以河南籍官员在台活动为例,证明台湾的开发与大陆各地人民密切相关,从而再次证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以清代皖志编纂为例

清代修志事业十分发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从而保证了方志编纂的迅速发展和方志质量的提高。     

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

神话在民间的流传和信仰情况主要是通过地方志得以记录和保存的。方志记载了神话产生的地域、供奉神话英雄的庙宇、对神话英雄的祭祀,正是这三方面的记载,使神话更为丰富并得以世代流传。本文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以翔实的资料来说明地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在这一点上,方志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比肩的作用。     

清代禁毁图书对方志编修的影响——以乾隆《潮州府志》为例

清代禁毁图书，又叫做“字狱”，指的是清雍正、乾隆两朝，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上缴、抽毁销毁清廷认为是“违碍”、“悖逆”的图书，岭南地区以对金堡、屈大均两人的作禁毁最为严厉，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潮汕和台湾志为证

潮汕和台湾两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密切的人缘、物缘、地缘关系,两地志书对两地自然、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记述趋同。两地修志人以志书为纽带,积极开展方志学术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试论与方志有关的别种文献——以徽州地区为例

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和编纂完成以后,都会留下大量的别种文献。这类别种文献分为志书拾遗、补缺、纠谬之作,记载专门内容的著述,族谱,志书资料长编和志书衍生品5种类型,与志书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很多方志书目和方志论著,将此类别种文献列为志书,是不妥当的。对此类文献进行厘定和甄别,是文献学和方志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浅析清代台湾不筑城政策演变之原因——以台湾方志文献为研究中心

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以来,鉴于台湾多发地震、经济需要恢复和政治上的考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在台湾建造稳固的城池。但随着台湾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以及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清政府逐步放弃了最初在台湾实行的不筑城政策。     

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

神话在民间的流传和信仰情况主要是通过地方志得以记录和保存的。方志记载了神话产生的地域、供奉神话英雄的庙宇、对神话英雄的祭祀,正是这三方面的记载,使神话更为丰富并得以世代流传。本文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以翔实的资料来说明地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在这一点上,方志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比肩的作用。     

清代东北方志中的辽金史料编纂——以《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为例

清代东北方志中辑录了大量辽金史料,堪称辽金资料汇编。特别是《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二者分别作为清代东北地区总志和吉林一省通志,其中所包含的辽金史料颇具代表性。两志中的辽金史料存在着显著特点：首先,搜集范围广,兼取各类文献且涉及朝代众多,所得辽金史料内容广博;其次,对数量大、内容繁富的辽金史料重新分门别类、取舍编排;第三,注重考证,体现了乾嘉考据学风。同时也存在着选材片面、内容不均、史料删减不当、史实编写错误以及一些具体细节问题。综合看来,清代方志中的辽金史料是多维度反映辽金史料面貌的有益成果。它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同时,也展现了清人的辽金史观和东北的地域特点,是清代辽金史学史发展的一个侧面。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清代移民开发边疆与少数民族关系--以台湾为例

清代移民向台湾的迁徙属于汉人向边疆地区的拓展,移民在台湾的开拓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接触、冲突、融合的过程。由于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的历史较短,双方的摩擦比较尖锐,但移民经过相当长时间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交往,彼此间逐渐认同乃至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官方的政策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新疆方志整理的开拓与贡献——评郭院林主编《清代新疆政务丛书》

郭院林教授主持整理点校的《清代新疆政务丛书》,涵括乾隆中期至光绪末年的新疆方志46部;丛书主题集中,荟萃政务;图文结合,体例完善;叙录导引,提纲挈领。依照先总说,再分说,后外交的顺序分门别类,分为《新疆总说(上)》《新疆总说(下)》《北疆》《南疆》《外交档案》5册;此丛书的出版,是对新疆方志整理的进一步开拓,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方志的学术性——以与地理相关门类的记述为例

方志的学术性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体现在具体记述内容上。方志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具体表现在入志资料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并且提供全面的、连续的、科学的地理记录,从而为地理学研究地理现象空间分布、地域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随时问演变的过程,并揭示其中的规律,服务当下,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章学诚的传记思想与方志理论的关系

章学诚欲将方志由"考地理沿革"改变成"保存一方文献",以备"国史要删"的"古国史",因此人物志成为方志的核心。基于地方志人物传的编撰特点,章学诚批评古文家由于缺乏史识、好为应酬之作,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真切与否,开启了后世传记浮华之风。在对古今传记批评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的传记准则,使得传记传统由文学再次向史学回归。在改造方志人物传的过程中,章学诚又从材料选编标准、体式等多方面出发,纠正了方志人物容易类型化的缺陷,充分保留了传记人物的真实性情。     

西藏方志研究的开山之作——评《清代西藏方志研究》

西藏汉文方志主要形成于有清一代,下及民国时期,传世志书40余种。近十余年来,西藏地方志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目前已整理出版了《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一些过去十分稀见的地方志也陆续被发掘、整理和出版。但是,藏学研究领域对西藏地方志文献的关注总体来说并不充分,更遑论对其整体面貌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了。2016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无疑是一部拓荒性质的开山之作。赵心愚一直关注、研究西藏地方志文献,十多年来陆续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21篇,此书的出版,     

新方志记述方言的思考——以首轮广东省县区志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首轮新方志93部县区志为研究对象,分析新方志记述方言的设置情况、篇幅、门类结构,以及记述中关于概述、方音俗字、谣谚歇后语存在的问题,并就第二轮志书是否设置方言门类及记述上如何掌握学术性的度进行探讨。新方志无论是通志还是续志,均应重视对方言的记述;同时,要防止将方言志写成学科论著。     

大陆与台湾综艺节目比较研究

这几年综艺节目可谓是风生水起,做的有声有色,各个电视台都推出了不同的节目。台湾综艺节目比大陆起步早,在内容和风格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台湾的综艺节目更注重娱乐性,尺度也大,而大陆的综艺节目相对保守,基本不涉及政治问题。大家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让节目更有活力和生命力。